魏江
当下社会对财经学科的发展有两种对立看法。主流声音认为，中国财经学科在过去40多年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还有一些声音认为，财经学科在新发展阶段越来越不重要，因为它不像理工科那般能直接服务于科技自立自强。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今天的财经学科？
尽管当下的财经学科正面临新的挑战，但我仍坚信：强国建设离不开强大的财经学科！无论从历史逻辑看还是横向比较看，强国不能没有强大的金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目前财经学科的现状？问题出在学科发展模式滞后于时代的需要。无论国际还是国内，财经学科发展格局开始形成路径依赖性，进而诱发“锁定效应”，短期内很难改变学科的“游戏规则”。尤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财经学科如何改变固有认知，如何找到问题根源，如何主动创新求变，是摆在财经类大学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继续一味简单、肤浅地照搬北美的游戏规则，会引致我国财经学科走入“死胡同”。
我认为，财经学科发展的创新求变既涉及学科性质定位，也涉及学科发展轨迹。从学科定位看，要坚信“强国建设，财经大有作为”。未来，财经类学科在市场经济中仍扮演“弄潮儿”的角色，按照金融强国建设的要求，做好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和普惠金融五篇大文章。财经类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应用学科，不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一方面要超前响应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需求趋势，但另一方面不能把财经等同于金融科技、金融数学，而是要把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基础科学结合起来。我始终相信：没有高素质财经人才，绝不可能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在如此进行学科定位的前提下，学科发展出现了四大困境。
困境之一：学科标准“错用”。把理论学科标准误用于财经学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正名自身的科学性，北美开始赋予财经学科以“严谨”的科学属性，轻视学科的艺术性和社会性，产生了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的脱节，对我国财经类学科影响甚深。由于长期崇尚北美发展范式，过度追求研究假设的可证伪性，结果出现不少学术地位日渐高涨的论文“写手”而越来越不了解实践，不少财经学科今日仍荒谬地以理论学科标准来考量应用学科的产出和贡献。
困境之二：学术导向“偏离”。尽管部分学者坚持做既“顶天”又“立地”的研究，但总体上财经学科研究命题的边界条件慢慢增多，研究问题日趋狭窄，对所谓的“严谨理论贡献”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一个研究模型出现15个、20个以上的控制变量，导致文章的外部效度越来越弱，“顶天”的功效逐渐遥不可及。我们都知道财经决策是不可能把那么多条件进行屏蔽的，因而学术研究更像是躲进象牙塔的“闭门造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困境之三：师资结构“错配”。近年来，国内财经高校存在一些有趣的现象。有的学科教师擅于做研究模型发表UTD、TOP5论文，在现行体制下成为“一流学者”，享受“戴帽子”的荣誉、拿高薪的待遇。而不少学术水平较高的学者，由于难以驾驭西方一些期刊要求的“讲故事”的语言文字能力，即使是解决了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很难被评聘为“一流学者”。更有甚者，有的学院把写论文的人才“保护”起来而不承担教学任务和实践服务，专心致志地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更是加剧了学者与教师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困境之四：教育导向“错位”。我国的财经教育总体上是成功的，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但在迎合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俱乐部”型、金融圈子型机构，引发社会大众的非议和批判：财经教育是否造就了富人俱乐部？财经学科的学生是否已功利化？金融精英人才是否演化为一群拥有“偏颇的大脑、冰冷的内心、沉沦的灵魂”的生物(Leavitt H.J.，1989)？这就要求我们反思：财经教育是否过度迎合社会功利，是否日渐背离以智慧之光照耀社会前进的价值导向。
为积极应对以上的困境和挑战，财经类高校和学院开始形成两点共识：一是回归教书育人的“核心使命”；二是财经研究必须把科学与实践融合起来。为此，我建议财经类学科要尽快采取五大变革行动：完善学科标准、修正学术导向、重构师资队伍、重塑教学模式、创新赋能治理。
行动之一：完善学科标准。融合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拓展学科边界。以商科为例，在全球排名前30位的商学院中，有26家明确表达“商学教育要承担社会责任使命”，极其重视正向影响力和向社会公众负责；呼吁人文和艺术回归商学教育，培养可行的道德标准，通过商学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实现“职业发展、社会贡献和个人成就”。
行动之二：修正学术导向。实践需求是客观的，而学术评价是主观的。学术导向应侧重外部效度和理论效度，求索真正“顶天立地”的研究成果。财经类学科要摈弃过度自然科学化，而应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第一目标、纯理论探讨视为第二目标。Bennis W. & O’Toole J.(2005)认为医学或法学已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发表医学学术论文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让人类更健康生活；对法学而言，“出版一本高质量的书，在严肃的实践导向型评论刊物上发表独到见解的文章，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刊发高水平论文，它们都同样具有价值。”
行动之三：重构师资队伍。医学院的医生与学者的比例，抑或法学院的律师与学者的比例，启迪了财经学院师资结构的优化目标。长期来看，具有原创性的财经专家或经济学家毕竟是少数，学术论文和课堂教学“双一流”的教师也是凤毛麟角。因此，财经学科应注重选聘实践型教授，考核重心由学术论文转向创造创新、教学能力与新课程开发相结合，需要学者、企业、学生、期刊和社会组织联合研制测评体系，与时俱进地考察财经学科研究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行动之四：重塑教学模式。实践出真知！让学生回到实践中，通过提供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课程，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以重塑财经教学。教学模式不是全盘抛弃传统教学的优势，而是创造信息链接、互动共享、人际交互的学习场景，构建长时间、大空间跨度的终身学习生态。课堂模式关注综合性案例的剖析，而非细分的聚焦型案例的解读；强调对综合性思维的锤炼，而非破碎性细节的训练。
行动之五：创新赋能治理。完善治理结构，践行开放办学理念，打破创新的“僵局”。商科教学的场景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以适应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和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因此，财经类学科应吸纳政府部门、产品部门、社会公众等外部要素介入监管，不断增加实践者参与治理的分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治理思维。反过来，商学院也要涉足企业运作，商学知识与实践应用的短链条的“知行合一”是商学人才培养的最佳路径。
素心铸杏坛，杏坛育英才。憧憬未来，我们惟有怀抱一颗简单、纯粹而朴实的“素心”，方能提出财经学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以服务强国建设、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