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江
专业应该建在哪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把水稻专业建在田间地头；核舰艇之父黄旭华把造船专业建在大洋深海；导弹之父钱学森把导弹专业建在大漠深处。那我国财经高校的绝大部分专业呢？至今仍建在大学某个学系里、校园某个角落里。比如，一个财经系10多位教师为了自己的饭碗，封闭起来承担一个专业70—80个学分的课程，结果呢？不要说学生大学四年没有走出校门深入实践，连教师也很少参与解决实践问题。这样的办学模式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吗？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数智时代全面降临，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才需求格局和高等教育模式。我国高等教育在短短40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工业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再到数智时代的发展模式变迁。当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正直面“频道快速转换”的冲击：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化距离呈指数式缩短，劳动分工向深度融合的生产方式颠覆式改变，大学学习向社会实践的链接空间无缝式压缩。由此，科研体系、知识体系、实践体系呈现出革命性变化，引致知识传授、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的快速变革，促发科教融合、产教融汇等模式、路径和方法的全面创新。
同时，由于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高速迭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日千里，对各类人才的知识和能力要求也是空前变化。传统“一招鲜，吃遍天”“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静态时代已经过去，知识、能力和品格深度融合的动态时代正在到来。与此相应的是，高校必须要回归以人为本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应从短期可就业创业导向向长期可持续发展导向转变，着眼培养未来20—30年中流砥柱型人才。应对快速变化社会的最根本办法就是回归人的培养！教育的本来意涵是赋能教育对象以人的意义的追求，当我们的教育能赋能学生去探寻和建构人的存在意义时，培养出来的人就不会被快速迭代的科技所淘汰。这种人才不仅需要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Knowledge），更应该是具备高品格（Morality）、高能力（Ability）和高素质（Quality）的完全型人物，我把这样的人才称为“K+MAQ”型人才。
那么，如何培养“K+MAQ”型人才？首先，要具备系统扎实的学科知识体系，这个是可以在校园象牙塔里完成的。但是，品格、能力和素质是必须要到祖国大地上去淬炼的，因为，人的品格是沉浸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能力是呈现在改造世界实践中的，素质是体现在健康乐观身心中的。当学生被放到祖国大地上去培养，就能被开放多样的优秀人才所影响，被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所洗礼，被多元世界的旷野豁达所浸润，由此孕育出一批可持续发展的完全之人物。
对财经高校来说，如何改变教学体系去培养出面向未来20—30年中流砥柱型人才？首先，要建构起无学科边界、无专业边界、无理论与实践边界的知识体系。在数智时代，知识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越来越融合，财经类专业通过重构“财经*科技”“财经*数智”“财经+产业”的知识体系，实现财经理论与数智科技深度融合，催生出智能财务、数字金融等新兴领域；财经理论与人文社科的深度融合，催生出具有博大情怀的人文财经、普惠财经等交叉领域。
其次，要持续创新需求导向的课程内容。从供求关系看，高校要从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推进“以终为始”的培养体系改革，主动对接全球、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比如，对于浙江财经大学来说，立足浙江办好大学是重要使命，就应该聚焦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的先行区建设，发挥传统学科优势，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培养新时代急需的人才。比如，公共管理学科，可以创建乡村振兴、生态治理等微专业；金融会计学科，可以开设数字金融、科技金融等交叉专业；应用经济学科，可以探索人文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专业。
最后，要打造开放型组织体系。学系和学院不应是封闭的教学组织单元，学校也不应是围墙高筑的象牙塔，而应是开放网络的知识节点、学科节点和人才节点。倡导“把专业建在祖国大地上”，就是要学系、学院、学校与社区、社会和产业实现多层次链接，搭建起开放型平台化组织。比如，通过与企业链接建立校企实验室，把实习平台建在企业里；与社会对接建立创新创业基地，把实践课堂建在社区里；与产业对接建立产业学院，把教学课堂放到产业组织里；与境外名校合作建立新校区、设立新课堂，把课堂延伸到国外去。
虽然理念上大家认识到需要开放办学，但实际上却举步维艰。要落实好“把专业建在祖国大地上”，难就难在对现有高教组织、教育管理、教学体系、评价体系和资源配置等政策的改革上。
首先，高教管理上要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比如，在高校专业设置的自主权方面，必须改革专业设置机制，拓展专业面，淡化专业界限。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对专业目录的管控从刚性约束转向引导性约束，专业调整力度也越来越大，但在实际执行时，《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等制度对专业申报审批、专业名称及专业建设标准等所提出的一整套要求与流程，仍然僵化约束着高校专业办学自主权。为此，建议开展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的改革试点，由试点高校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自己设计跨学科、融合性专业及其培养方案。试点高校可以在一定比例的专业数量内自主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自行探索建立与战略需求相适应的特色专业。
其次，赋予高校以更大空间的课程设置自主权。高校要培养好人才，其能力基础不是专业，而是课程体系和教师队伍。因此，倡导“把专业建在祖国大地上”，就必须跳出现有人才培养的“院系—专业—课程—学分”僵化逻辑，大力改革课程设置模式。比如，按照“K+MAQ”模式开设层次递升的课程板块、知识能力组合的课程模块，允许学生按照课程板块和课程模块自主选课学习，国家要允许高校开设跨学科课程、通识课程、微课程和交叉课程等，让学生按各自目标去选择相应的课程和学分，使学生真正意义上跳出学院和学系来自主选修跨学科交叉课程。
再次，要改革高校考核评价激励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高校深入推进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的当务之急。当前，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考核体系，一方面，导致各高校“千校一面”，无法落实分类化发展；另一方面，高校疲于应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繁重任务，无法静下心来做特色化改革。建议教育管理部门简化对高校庞杂繁多的考核任务，倡导从KPI（关键绩效指标）转向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评估。同时，赋予高校在奖励绩效分配、岗位人事聘任、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等更多自主权。
最后，要支持高校在数字化和智能化上的投入。要实现“把专业建在祖国大地上”的开放办学，必须把科层化教育管理转化为数智化网络治理，这个过程需要大量技术、场地等的建设投入，建议教育管理和财政部门给高校数智化转型以更大自主权，不要动不动就是审批，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高校建设数字大学、数字基础底座、专业大模型、课程知识图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