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江
学科研究专家、浙江大学王沛民教授曾经与我说过，学科是阻碍科学发展的重要桎梏。这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深，时常启示我要从底层逻辑看学科改革，我也总是讲“如果没有学科，就没有学科融合；在人类实践中，也鲜有哪个活动是可以简单归属到某一学科的”。我们去看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牛顿、图灵、西蒙、苏步青等等，我们没办法把他们归属到哪个学科中去；我们再去看历史上伟大的发明发现，如动力机车、航天飞机、电力能源、人工智能等等，我们也没办法把它们分割为某个学科的成就。综观全世界的大学，有如此强大“学科(Discipline)”概念的国家，也就只有俄罗斯、中国和意大利等少数几个国家。我没有去追溯意大利为什么有学科概念，但中国的学科制度是来自向前苏联学习的结果，至今已经70多年了，无法根本性改变苏联的模式。
那么，既然科学发现、技术创新都不存在学科边界，那我们为什么要牢牢守住“学科”不放？既然我们的大学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已不再追随前苏联模式，为什么我们的学科制度还是难以转向？特别是财经类高校已经普遍学习西方科研管理模式、教学管理模式，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学分制、评价方法等，正因如此，我们的大学取得了快速发展。我相信，如果我们能改变到处设篱笆的学科制度，就不会如此难以推进学科交叉和问题驱动的研究和教学。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能想到，我国学科高度分割局面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积淀的学科利益关系和治理机制太强大了，积重难返。从各级官方的学科委员会，从一级、二级到三级学科，每个官方层级和每个学科组织都在建立独立的学科王国，都在独立学科王国内按照各自“规律”进行学科建设、学科申报、学科评估，不同学科之间互不干涉。对于高校来说，在这样的顶层设计下，就只能按照学科分层治理体系、学术官僚体系、学术行政体系运行，结果呢？学科越建越多，越分越细，而学科组织体系与科学规律、实践需求越来越远。为了改变这种利益关系和学科治理体系，国家早就提出要学科交叉、学科融合，要建立新兴学科、未来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专门设立了交叉科学部，但收效不甚理想。
要改变如此局面，靠零敲碎打的改革是难以改变的，需要国家学科制度的自我革命。我认为，关键是要消除阻碍学科融合的学科制度三大边界：组织边界、知识边界、评价边界，这三者实际上就是学术生产力背后的学科生产关系问题。
一是学科组织边界。学科融合的核心障碍在于组织分割和利益冲突。我国高校长期实行的“学院—系—教研室”科层制管理模式，形成了各自为政的“行政孤岛”，这种组织分割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壁垒。比如，院系、研究院所、实验室等组织，作为学科资源占有和支配的基本单位，往往不愿共享各类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各个组织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学科的负责人或者带头人，也从学科本位主义出发，不愿意各类资源共享。由此所形成的固化利益格局与边界，进一步导致各个“山头”争夺有限的资源，学科扩张常被视为对他者“领地”的侵占。这种利益博弈使得跨学科研究者往往陷入“组织身份锁定”的陷阱，难以走出学科篱笆迷阵。
二是学科知识边界。知识体系的封闭性构成了学科融合的深层障碍。我国高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高度专业化，不同学科之间存在“语言鸿沟”和“方法鸿沟”，导致跨学科交流成本高昂。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学科边界的高度稳定性导致知识创新的层层障碍。这种严格的学科分类不仅限制了知识流动，还阻碍了新兴交叉学科的生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越是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越难以找到自己的学科身份，那些交叉研究成果往往难以在学科性期刊上得以发表，在各类成果评估中也往往得不到认可。最终结果是，研究者被塑造成狭隘领域的“专才”，而非跨学科视野的“通才”。
三是学科评价边界。 评价体系的单一性是制约学科融合的关键瓶颈。现行评价体系主要基于单一学科标准，对论文发表、项目申报的学科分类要求严格。职称评审也按学科门类设置，跨学科研究者面临“两头不靠”的尴尬境地。尤其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过度关注学科排名，导致资源集中在提升单一学科指标上。同时，学术期刊大多按传统学科分类，跨学科成果难以找到合适的发表渠道。因此，研究者更倾向于在传统学科框架内开展研究，无形中使学科边界更加巩固。
面对以上阻碍，财经类高校要实现学科融合发展的突破，需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从学科范式、组织结构、制度环境及人才培育等维度构建学科生态体系，才能真正打破壁垒、消除边界，促进学科融合从理念转向实践。
首先，重构学科范式以打破认知边界。学科生态体系构建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层面实现突破，建立新的学科发展范式。一是更新学科发展理念。超越传统学科分类观念，树立“大学科”思维，将学科视为知识创新的动态过程而非静态边界，建立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共识。二是重构学科知识体系。打破专业壁垒，推动从碎片化知识向系统性知识转变，构建跨学科知识地图，形成“财经+人文+科技”的融合知识框架。三是创新研究范式。实现研究对象从单一维度向多元维度转变，研究方法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转变，研究视角从封闭专业向开放融合转变。
其次，变革组织结构以消解学科边界。学科生态体系构建需要变革底层组织架构，创建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形态。一是优化学科组织布局。建议按照问题导向的科研组织去替代学科知识导向的组织模式，通过重大问题、重大领域驱动的科研立项模式来牵引学科组织重构。比如，浙江财经大学提出要“以优势学科为引领，特色学科为协同，基础学科为支撑”的新学科体系，就是希望去改变学科组织体系，当然，国家顶层设计不改变，学校层面改革可谓举步维艰。二是建立“平台+项目”运行体系。打造开放型学科平台，实行项目制管理，形成跨学科、跨组织的协同创新网络。通过创建融合研究中心、前沿实验室、创新基地等形式，为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提供合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三是推行矩阵式管理模式。构建横向项目与纵向学科交叉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形成“分布式、交互式、无边界组织体系”，打破院系边界，实现跨学科协同。
再次，优化制度环境以突破评价边界。学科生态体系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学科评价制度的颠覆式重构，需要创新学术治理模式。一是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突破传统单一学科评价标准，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学科融合程度和融合创新成效纳入评价范围，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公平评价平台。二是改革职称评审机制。设置跨学科评审通道，打破按学科门类设置职称的限制，解决跨学科研究者“两头不靠”的困境，组建跨学科评审专家组，确保评审过程的专业性和公正性。三是创新资源配置机制。从“按学科分配”向“按项目配置”转变，将学科融合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设立学科融合发展基金，为跨学科研究提供稳定支持。四是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通过组织体系、岗位体系、薪酬体系等改革，构建共享共赢利益机制，消解“山头大佬”现象，激发跨学科合作动力。
最后，培育融合人才以夯实生态基础。学科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是人才，需要通过人才融合培育，为学科生态体系提供持续发展的人才支撑。一是打造融合型师资队伍。解决面向科学前沿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问题，调整现有教师狭隘的专业能力评价模式，加大实践型教师的引进力度，鼓励跨学科人才的引育，构建有利于促进教师跨学科视野和能力的评价体系。二是重构人才培养模式。各个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体系要转向“平台+项目”的协同模式，把研究生培养放在学院甚至学校平台上，打破学系和二级、三级学科壁垒，按照任务驱动的项目机制来优化招生、培养、考核等各个环节，构建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和实践平台，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三是开放学习平台。借助“数字+”推动组织学习模式变革，加大对联合实验室的建设投入，与知名企业建立交叉学科实验室，构建以专业学科为核心，与工程科学、实验科学、数据科学、人文科学交融的“1+N”实验室体系，为学科融合提供实践平台和资源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