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 2024, Vol. 40 ›› Issue (4): 3-4.
Re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学科是对学问的一种分类，而学问是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所谓抽象，是指这个概念描述的不是有形的、客观的形态，而是一种“无形学院”。所谓具体，指的是学科建基于科研队伍、科研项目、学位点、实验平台和研究成果等具体形态之上，是具象基础上的抽象。按照学科的概念来演绎，无形的学问是不应该有边界的，学科也是难以分类的，人们只是为了便于交流和管理，刻意给学科划个边界。但是，一旦给学科划了边界，麻烦就来了，物理化学、化学物理究竟属于哪个学科门类？企业理论究竟属于经济学科还是管理学科？为什么统计学属于理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可见，学科的边界划分真是个“麻烦”的东西。试想，如果没有学科边界，还存在跨学科问题吗？没有学问边界，那还需要划分专业吗？前面还只是学理逻辑上的说法，如果回到实践中去，我们发现，现实要解决的问题从来就是与学科分类不搭界的。比如，AIGC就是建立在知识大融通基础上新一轮科技革命突破的结果，是建立在制度和政策大融通基础上产业发展模式颠覆性变迁的结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物理世界、人类世界和智能世界融合的结果。知识大融通的基础在于学科交叉、科教融汇、知识融合，在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融合。
科研活动是属于学科建设的一项具体活动，科研活动必须要遵循学科内涵和发展趋势，因此，变革科研体系也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学科在走向融合，科研体系变革的主线当然应该是服务于学科融合，科研活动应该以各类学科活动的边界突破为根本，以响应无边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之需。2023年浙江财经大学提出“新学科体系”，其内核就是要构建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科研团队，按照“学科-科研-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让科研活动跳出学科领域封闭式的“山头模式”、研究生培养的单一知识传授模式、科学研究的自娱自乐模式，塑造基于新财经学科的新型科研体系。因此，财经类学科的科研体系变革要把握四个基本问题：学科发展规律、科研活动规律、科研组织体系、科研评价体系。
首先，要把握财经类学科发展的基本走向。财经类学科几乎从来就不是纯理论性的基础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的经典理论，都是为了回答现实需求。财经学科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出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颠覆性基础理论，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也是需要通过实践应用检验的。比如，面对微观对象个体研究理论创新的长期停滞，现实世界出现脑机融合下的“新人类”，就应该前瞻设置“财经*智能”的管理经济学科新方向；再比如，面对传统科层结构的社会正在转向数智世界出现的“新社会”形态，就应该布局“数智*治理”的新兴社会治理、数字法学、公共管理学科方向。
其次，要把握财经类学科科研活动的基本特点。长期以来，我国财经类学科科研活动的基本功能是论文生产和知识生产，所以，科研活动围绕论文生产、知识生产来组织和开展。这就是典型的财经类学科的科研活动陷阱——非价值性的科研劳动。当务之急是加快科研活动向“使命导向型”或“问题导向型”转变，学科结构应该从分流走向交叉融合，研究方法应该从抽象思辨走向具体实证，科研组织应该从离散式架构转向分布式架构，研究重心应该向下游应用端移动，在回答现实重大需求中提高科研活动的价值创造能力。
再次，要把握财经类学科的科研组织体系演化规律。财经类学科长期存在科研组织离散化、科研过程断裂化、研究主体个体化、科研目的指标化等突出问题，根源在于学科性质与实践的脱节。现在，工科、农科、医科在推进有组织科研上已取得显著进展，但财经类学科并没有很好地破题。财经类高校如何开展有组织的科研？这里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做面向重大战略需求的研究，这是最有效（或许也是唯一）的驱动有组织科研的办法。比如，当我们要解决数智时代复杂管理问题时，就内生地推进了基于兴趣、应用、数据及算法的混合驱动模式。二是设计科研的二元组织。传统组织破不了，就创立新的组织，比如，建立智能金融高等研究院、数据财会研究院等不隶属某一学科的机构，把从事实验观察、数学模型、计算机仿真、大数据智能计算等研究的团队和从事传统财经研究的团队放在一个机构内，按照科研特区来设计制度，才可能落实“财经*智能”的交叉研究范式。三是突破科研组织的评价体系，这一点十分重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因为它是驱动学科体系、科研活动、组织体系变革的最根本动力。这里也有三个关键性难题要解决：难题—是厘清财经类科研活动的基本使命。财经类学科最强大的生命力是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财经类高校的首要使命是培养财经类应用人才，那时候的科研评价不像现在这般“内卷”，科教融合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现在努力想破都破不了的“五唯”。九十年代中后期之后，财经类高校全面转向学习美国，升职称、抢帽子、拿奖金的核心指标是项目、论文、获奖，导致教师对人才培养越来越不重视，教学成了完成工作量的副产品。十八大之后，国家虽然强调“破五唯”，但仍难以扭转局面，问题的根本是没有建立起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科研评价体系。财经类高校评价体系改革，必须把满足实践需求、育人需求、知识需求作为基本使命，强调科研活动的价值多元性、多功能性，把回应重大现实需求、人才培养作为最重要成果。难题二是解决科研评价标准的多样化问题。用一根尺子量不同高校、不同学科、不同教师科研工作的后果是，国内财经类高校几乎是一个模子，严重缺失特色优势，学科结构、办学模式、科研组织几乎一个样；学科之间缺失个性风格，建设路径、人才引育、学科格局也差不多；个体之间没有价值差异，分类管理实施困难、个体专长难以发挥、同质竞争愈演愈烈。要解决科研评价标准，有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必须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应用研究、立德树人还是社会服务都是实践，应按照不同实践活动，建立起相应的评价标准。二是必须坚持高质量原则，包括育人高质量、成果高质量、成效高质量，努力杜绝“柠檬效应”，最大程度消除“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难题三是解决科研评价体系的科学性问题。现在我国的论文、专利、国内奖项和科研人员数量都位居全球第一了，财经类学科也应该完成了数量上的追赶，必须要尽快从数量导向的评价转向质量导向的评价，具体学科的科研评价体系如何调整？要贯彻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从数量指标转向质量指标，推进代表作制度，不求数量多，要求价值性、影响力。二是从一刀切指标向个性化指标转变，赋予学科自主性，坚持高质量，主张小同行评价，邀请国际国内同行、实践专家多维度评价。三是从论文导向向“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导向转变，要把高质量科研人才培养纳入到科研成果中，把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纳入进来。四是从定量评价向定性定量结合评价转变。定性评价侧重评价成果的创新性、价值性和影响力，应该把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作为基本遵循。
魏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