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 2024, Vol. 40 ›› Issue (7): 3-4.
大学治理体系是高校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以推动高校整体发展和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一系列功能的制度安排和运行体系。大学治理体系是以制度体系为核心，以组织架构为基础，涉及学科治理、学术治理、行政治理等多个方面。大学治理体系是大学运行的基石，与学校战略图、路线图和施工图一起形成运行系统，没有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不可能建立起高水平大学。
大学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学术组织，其最大个性是，大学以学术共同体为治理制度设计的基点。大学治理体系中学术治理的底层逻辑是学术民主，集中体现在我国大学制度中的“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上。教授治学主张共同体内的学术民主，如教授一人一票。但学术民主是有边界的，最主要的边界就是学科，在学科边界内对教授的学术地位形成共识，就产生了学术权威。跨越学科边界，就难以确立权威性，这也就是目前社会上对某些学术大咖“无所不懂”产生诟病的原因。一旦有了学术权威，就势必产生学术民主与学术权威的冲突，因此需要建立制衡体系来制约学术权威，比如轮值制、委员会制等。
在我国高校治理体系中，除了学术共同体治理外，还有强大的行政治理体系，而且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往往是合一的。“学而优则仕”，学术权威往往也是行政官僚，这就构成了对学术民主的严重威胁，学术权威除了拥有各类学术组织赋予的特权外，还拥有各类资源的行政决策权。因此，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合一强化了学术专制和行政集权，导致学术行政化、学术官僚化愈演愈烈。
再塑大学治理体系，焦点是建立起学科治理、学术治理和行政治理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当今大学治理体系亟须完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治理边界封闭、治理结构僵化和治理机制失灵。一是治理边界封闭。学术活动并非天生与民众结合，也不是天然与社会融通的。由于学术权威来自学科边界内部的认同，为了避免学科边界外部力量的冲击，学术权威就试图强化学科边界的“山寨思维”。结果是学科治理理念封闭守旧，与社会融通意愿不强，高校学科建设与外部需求脱节，内部则是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化，学科边界越来越刚性，由此维护学术权威的特权，自然导致学科交叉融合举步维艰。二是治理结构僵化。随着学术治理和行政治理的不断合一，大学治理体系出现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相互正强化。一方面，大家不断呼吁学科边界开放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另一方面，学校、学院、学科和学系之间的关系刚性、行政依赖性、结构科层化难以改变，学科组织僵硬、学科协同困难，导致高校难以高效响应新质生产力下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重构。三是治理机制失灵。正是大学学术治理和行政治理的合一，带来学科治理效能偏离基本价值，大学治理机制在响应外部需求时出现失灵。比如，过度学术利益取向导致大学评价激励机制的重学术研究、轻教育与社会服务的现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缺乏制衡，导致行政干涉学术日趋严重；学科过度细分和学科差异的高度强调，导致学科交叉融合的障碍难以逾越。
民族复兴伟业亟需大学在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在解决党和国家的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但是，滞后的治理体系束缚了大学的创新空间，掣肘了大学的学科变革。因此，大学亟须通过树立开放、创新、生态的治理理念，聚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强化顶层设计，打破传统路径依赖，颠覆陈旧办学思维，明确战略重点，重构治理体系。
为此，高校亟须根据时代变化和技术变迁，再塑大学治理体系。这里我结合财经类大学的特点，就再塑大学治理体系提出三个原则性思路。一是战略指引。大学，尤其是应用属性突出的财经类大学要确立国家战略需求为战略指引，集中自身优势资源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卡脖子”“卡脑子”“卡嗓子”关键问题，把建立具有财经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学科建设的战略指引，把解决经济社会急需作为战略绩效。二是价值导向。大学的价值不能局限于发论文、做课题、拿奖励，而应该响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响应人才培养需要。既然经济社会需要大学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那么学科治理就应该打破学科边界和学术组织边界，撤除细分的二级、三级学科边界，弱化甚至撤除学系组织。既然大学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就应该把全人培养放在价值导向上，弱化专业边界，建立更多交叉融合的培养项目。三是高效运转。大学运行效率低下是组织模式僵化和治理体系滞后带来的，大学要重构组织体系，再造学校—学院—学系三级管理体系、学科组织体系和学术治理体系，推动大学开放，引导大学深度嵌入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深度嵌入社会和文化体系。要重构治理机制，建立生态治理和平台治理机制，通过重塑平台型、生态型学科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制度系统，提高运行效率和变革能力。
要变革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可以从三方面去做顶层设计。一是组织边界开放，融合发展。改变学术资源的配置模式，资源配置从独占性向共享性、互补性和合法性转变，依托边界开放的生态组织思路，发挥生态组织内部边际治理成本和外部边际交易成本双下降效应，突破学科边界、组织边界，促进创新资源充分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跨学科、跨学院知识共享和价值共创提供制度支撑。二是项目团队牵引，平台赋能。利用数字化组织改造，实现数据信息在组织不同层级间快速、有效、真实传递共享，把大学建设成为数字平台组织，把学科团队、教学专业等改造为项目组织，探索“平台+项目”的管理运行体系，“揉碎僵化组织，抟出柔性组织”，大幅度缩短大学组织内部决策链条，充分激发教师主观能动性。三是多元主体治理，共生共荣。大学学科组织从山寨形态转化为开放形态，把大学打造成为平台系统和生态系统，多方参与者可以同时贡献和获取价值。大学需要建立生态化、网络化组织形态，打破孤岛式存在，通过改善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加强与政府、企业、校友以及外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互，构建共进共荣的互惠共生体。
落实到具体治理机制上，浙江财经大学主要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对治理体系进行重构。首先，完善战略指引的学科治理。按照“平台集成、项目牵引，团队攻关，生态支撑”的思路，以有组织科研为核心，建立跨学院、跨学科的学科治理机制，打破壁垒，实现学科创新要素充分流动、学科资源高效整合，促进学科交叉、汇聚与融合。一是实施精准放权的“一院一策”改革。建立个性化的相机授权机制，实行“申请—审核制”，支持符合学校优先发展、重点发展方向的合理诉求，以“政策包”形式扶持学院在教育教学改革、社会服务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试、攻坚突破。二是遴选组建战略性学科团队。明确团队目标要求、运行要求、评价要求，稳定性支持和竞争性支持（揭榜挂帅）相结合，给予战略性学科团队较充分的技术路线决定权、资源配置权、用人权、增量绩效分配权，支持战略性学科团队做有特色、有水平、有需求的研究。三是建立项目制财务治理机制。围绕项目需求配置投入，围绕项目目标加强经费管理使用的绩效评价考核，让每一分钱花得有方向、有价值。
其次，重构质量贡献导向的学术治理。加强学术共同体治理建设，深入推进教师分类发展、多元评价，探索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等效评价机制，推进管理服务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加快构建多维人才发展通道。一是加强学术共同体治理。优化设置校院两级学术治理组织（包括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科学梳理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事项，不断完善学术治理运行机制。二是完善教师分类管理。分类建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与推广型等多型并存的教师发展系列，强化教师岗位意识，夯实教师管理基础，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教师分类发展制度。三是优化职称评聘与专技岗位聘任考核。强化高质量、高贡献的学术评价导向，完善职称申报条件，加强专技岗位聘任与考核管理，形成常态化的“上与下”“留与转”运行机制。
最后，重塑价值导向的行政治理。推动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突出价值导向，提升治理效能，鼓励担当作为，充分激发比学赶超、干事创业活力。一是实施“干部队伍提升计划”。从能力提升、职务晋升、职称提升等多途径，锻造一支有情怀、有思想、有锐气和会干事、干对事、干大事、成大事的干部队伍。二是建立以OKR（Objectives & Key Results）为导向的校内二级单位综合考核制度。按照“底线业绩+贡献业绩”的要求优化校内考核制度，“底线业绩”考察守底线情况，“贡献业绩”考察“冲高点”情况。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三是实施价值导向的绩效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增量绩效不搞普惠式分配，体现精准激励奖励。加快探索出社会服务与科研、教学等效激励评价机制，让每位教师都有自己专长发挥的空间和价值实现通道。
魏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