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论丛 ›› 2024, Vol. 40 ›› Issue (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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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江
曾几何时,财经类大学“风光无限”,财经类专业“众星捧月”。然而,过去五年来,财经类高校发展速度相对于理工科类大学普遍呈下滑态势,三个直接的观察可作为依据。一是本科招生市场。之前,财经类专业长期是最受社会热捧的,不管哪类学校,金融、税务、财务、会计等专业招生分数都是很高的。而今,财经类本科招生分数线持续下滑,可以预计,未来几年还会继续下滑。二是毕业就业市场。如果本科招生是重要的入口,那么毕业就业就是重要的出口。过去,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市场广阔,银行业、证券业、会计事务所、投资公司、基金公司、大中型企业都抢着要财经类专业学生,而今,这些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正由热转温趋冷。三是师资人才市场。优秀的财经专业博士毕业生是否选择去高校工作是最能说明专业活力和生命力的指标之一,而今,财经专业博士生把高等学校作为第二、第三选择,因为高校师资的整体待遇明显低于企业界,高校缺乏人才市场竞争力。
透过现象看本质,才可能接受挑战、勇于担当、改变现状。财经类专业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是因为外生需求呈现三方面变化。一是国家战略需求变化。财经类大学没有及时跟上党中央决策部署,没有及时顺应数字社会变迁、科技创新变迁、国际格局变迁,没有及时调整学科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且,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推进缓慢,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持续下滑,与高等教育大踏步前进的时代节奏有所“脱节”。二是生产力要素变化。现有财经类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是按照工业时代的分工体系和知识结构来设计的,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财经类人才按照职业技能和专业边界来培养。而今,数字技术、产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了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高校若再拿着“旧地图”去培养“新人才”,势必导致人才培养体系不能满足生产力变迁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三是生产关系变化。财经学科总体上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专门领域,而现今,数字社会的组织方式、个体存在方式都改变了,需要学科及时响应。之前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组织内部的科层管理和市场交易关系,现在的生产关系是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中间形态,就需要财经类学科也能够融合其他学科,实现学科的场景化发展,高效响应新质生产力下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重构,形成新的学科体系。
财经学科作为应用学科,其生命力在于响应时代的变迁。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按此逻辑,财经学科发展滞后的问题在于没有及时响应三个内生挑战:一是人才培养模式在大转型时代转轨难。新时代对人才提出新需求,但是,固化思维导致人才培养逻辑的“轨道锁定”,在知识快速更新、技术高速迭代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囿于管理成本、制度成本而没有及时转轨,导致教育体系与需求的脱节。比如,教师知识和结构的转换成本、组织方式和结构的转换成本,严重阻碍了培养模式的及时转变。二是学科组织模式在大变革时代调组难。财经类高校普遍出现学科划分太细、院系设置过多、学科组织僵硬、学科协同困难等问题,引致科研方式、教学方式和组织模式的“组织锁定”。为了改变院系设置、学科建设和资源匹配的割裂性,就需要消除学科组织刚性、扭转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局面。这个时候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撤销组织,破除边界,但利益关系又严重阻碍变革,这就是组织模式调组难的根源。三是学科结构模式在大颠覆时代破界难。技术和管理大颠覆的显著特征是学科的深度融合,传统的学科组织往往为了局部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学校系统利益最大化。现实中学科组织结构往往是山寨式、孤岛式的“边界框定”,不愿意去打破学科边界,都是作茧自缚,把自己仅仅圈在狭小的组织和知识边界内,导致学科结构与现实需求的渐行渐远。
以上三方面的问题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系统重构财经学科体系。新时代财经学科变革迫切需要进行三个自我革命。一是再造“新学科体系”。要摒弃“财经与科技无关”“财经是软科学”的片面想法,重构“财经×科技”“财经×数智”的交叉学科体系,聚焦产业特色、金融科技、产业集群、数字工程等领域,把科研平台、实验室和高端智库融合起来,建设全新的学科体系和专业体系,深层次改变办学的核心理念。二是再造“新培养体系”。如何培养“完全的人物”是个古老与全新的命题,数字时代的人才越来越呈现多学科知识融合、伦理道德健美、能力素质综合的特征,就需要把人才培养构建在学科融合、科教融合、产教融汇的基础上,必须全面推行“财经×数智”“财经×科技”“财经+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三是优化“新治理体系”。既然我们认识到学科割裂、产教割裂、专业割裂、课程割裂等问题,就必须下决心改变这样的局面,否则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新学科体系”和“新培养体系”的。因此,需要我们围绕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揉碎僵化组织,抟出柔性组织”,加强系统谋划、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以有组织科研为核心的学科治理机制,再造开放式培养组织架构,重构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建设起跨学科、跨专业的治理体系,以数智化治理提升教育治理效能的新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