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卖空机制对信用评级膨胀的理论影响和作用机制,并采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卖空机制可以显著抑制信用评级膨胀,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内生性检验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卖空机制对信用评级膨胀的抑制效应是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和信息披露质量渠道实现的;(3)卖空机制对信用评级膨胀的抑制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分析师乐观偏差较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与发行者付费模式的公司中更加明显。

在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础上,采用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和地理探测器方法从空间协同、结构协同及外在驱动因素三个方面考察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状况与协同机制,并据此探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样本期间全国整体及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但地区间分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主要空间来源;对于全国整体来说,覆盖广度差异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协同的主要结构来源,而在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等地区,使用深度差异超过覆盖广度差异成为影响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协同的主要结构来源;不论是在全国整体还是八大综合经济区,降低互联网覆盖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是驱动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且每两对因素组合都会加强各自对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影响。本文基于八大综合经济区视角,揭示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协同、结构协同和外在驱动机制,为探寻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路径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绿色金融内部协调性视角,采用PVAR模型对2014—2020年中国碳金融、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间的动态关联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碳金融、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发展的路径依赖性较强、良性互动不足。对比分析显示,碳金融、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间的关联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碳金融发展强势区域的整体关联性优于弱势区域;2017年后,绿色金融内部关联性得到部分改善,弱势区域的改善情况更佳。进一步从内部生态、制度约束和技术支持层面探究关联关系的改善路径,发现宏观ESG、环境规制以及金融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绿色金融体系协调发展,且该积极作用在弱势区域中更为明显,由此可缩小绿色金融内部协调性的区域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互动关系,为促进绿色金融体系内部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如何更好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金融支持,是引导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切入,借助2012年颁布实施《绿色信贷指引》这一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相对于非绿色企业,绿色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企业具有积极的生产率促进效应,且这一效应在企业所处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小、金融契约执行效率高以及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缓解了绿色企业的融资约束,使其获得了更多长期借款,同时也降低了管理层的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绿色信贷政策还有助于绿色企业实施实质性创新活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创新专利质量。本文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政策引导资金流向资源节约的环境保护型产业,有利于促进绿色企业生产率提升,从而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户内生动力不足是当前制约我国“三农”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基于制度逻辑视角,以希望作为农户内生动力的代理变量,利用宁夏575位农户的调研数据 ,证实普惠金融参与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具体表现为: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类型越多,农户希望提升越多;普惠金融参与主要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影响农户希望;相对于低收入家庭和男性,普惠金融参与对高收入家庭和女性的希望影响更大;贷款能显著提升农户希望,存款、保险和理财对农户希望的影响不显著或不稳定。由此,从推动更多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积极拓展金融服务边界、帮助农户搭建社会网络和社交平台,以及有针对性地创新乡村振兴专属产品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近年来,数字金融在农村市场发展迅猛,有望成为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动能,为推动我国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以网商银行进入农村市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20年的县域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2)数字金融通过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第三产业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数字金融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3)数字金融对南方县、非贫困县、传统信贷投入高的县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更大。上述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时代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银行监管与市场约束是维持银行审慎经营的重要条件,二者不同方式组合的有效性如何？基于这一问题,本文选取2007—2021年248家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银行监管与市场约束的不同组合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监管与数量型市场约束、流动性监管与价格型市场约束的组合产生相互削弱的作用;资本监管与价格型市场约束、流动性监管与数量型市场约束的组合产生相互支撑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相较于非存款债权人,存款人的市场约束与银行监管组合的效果更明显。银行监管与市场约束的组合通过促进银行信息披露、降低银行杠杆风险发挥作用。在不同的监管压力与市场约束压力下,高监管压力与市场约束的组合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显著,高数量型市场约束压力和低价格型市场约束压力与资本监管的组合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显著。

基于手工搜索的中国上市公司债券契约条款信息,构建契约条款指数,研究了债券契约条款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债券契约条款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分契约条款类型来看,期权条款类、限制资产转移类、限制投资类和事件驱动类的契约条款显著提高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债券契约条款主要通过影响债务融资方式促进公司资本结构向上调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公司和法律环境较好的公司中,债券契约条款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良好的公司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有助于强化债券契约条款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正向作用,并且完备的债券契约条款有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本文研究表明,完善债券契约条款产生的约束并非是债券发行人作茧自缚,而是有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实现更加灵活调整资本结构的目标。

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关系着民生问题,也关系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文章使用2011至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样本探讨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行为和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了投资行为在“数字金融—就业技能结构升级”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了就业技能结构升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高技能劳动力雇佣规模,研发投资对劳动力雇佣存在“扩容提质”效应,固定资产投资的劳动力雇佣“扩容”效应主要通过提高低技能劳动力雇佣规模实现。此外,数字金融、企业投资行为对就业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因劳动者保护制度存在异质性。由此,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是“稳就业”的重要抓手,缓解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关键在于激励企业研发创新。

结合财务困境的特殊背景,从CEO的角度探讨2007—2020年我国财务困境公司CEO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困境公司的CEO变更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将CEO变更分为正常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后发现,这种负相关关系在非正常变更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CEO变更能够降低财务困境公司的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作用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CEO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仅在非国有公司、股权制衡度较高以及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正常变更的降低效应却在国有公司更加显著。

基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利用面板计量估计方法,从数字经济对银行主动风险和被动风险的差异、数字经济不同渠道影响的分析和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银行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主被动风险差异来看,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地区银行业被动风险;第二,从作用渠道来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减少经济波动等渠道降低地区银行业风险,也会通过金融深化、加剧银行竞争等渠道增大地区银行业风险;第三,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本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邻近地区银行业风险水平,且其降低效果比本地效应更加显著。本研究为数字经济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为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支撑和政策参考。

将异质性银行、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运行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构建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宏观审慎政策冲击及银行自身行为冲击下不同银行对金融经济变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运用福利分析探索针对不同银行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搭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的存在对产出、通胀和系统性风险波动具有明显放大效应;国有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与传导效果优于其他股份制银行;低利率环境下,高杠杆银行会对低杠杆银行形成挤出,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结合脉冲响应和福利分析,得出启示:对传统银行影子业务的治理采用以资本充足率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效果不佳,应针对影子业务计提专门的资本和拨备;应重点关注高杠杆率银行;对其他股份制银行应采取适度偏紧的调控政策,约束其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良性互动是互联网时代下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的重要途径,其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调节机制及动态影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模型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具有异质调节影响,只有在较高的数字金融和适度的传统金融水平加持下,才能最大化激发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复合调节效应存在先负后正的“U”型非线性特征,且二者在适度水平下的互动赋能效果最优;与适度水平的传统金融融合,有助于提前扭转数字金融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潜在负面冲击;与高水平的数字金融融合,有利于消除传统金融过度发展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弱化调节;现阶段传统金融具有积极的调节效果,数字金融的冲击效果则恰恰相反,加快推动二者融合可成为提升OFDI逆向绿色创新效应的新动能。本文研究对“十四五”时期理解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逻辑关系,以及通过二者融合加速释放OFDI逆向绿色创新红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针对企业杠杆高企与结构性扭曲的现状,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了数字金融所具有的结构性去杠杆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途径助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异质性分析表明:基于所有制视角,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基于行业视角,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非制造业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基于监管强度视角,有力的金融监管举措能够促进数字金融发挥结构性去杠杆的成效;另外,数字金融亦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负债的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提供了有益参考。

合并重组是处置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常用的政策手段,然而规模扩大后城市商业银行是否会背离服务小企业的政策定位？基于2006—2011年《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1)合并重组总体上使被重组银行小企业贷款占比下降9.6%;(2)存在效率机制和信息机制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渠道,即合并重组既会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也会削弱城市商业银行利用软信息发放小企业贷款的激励,但总体信息机制占优。本研究表明通过合并重组方式化解中小银行金融风险的代价是减少小企业贷款可得性,维持金融稳定和改善小企业贷款环境两个政策目标存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

利用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两个维度构建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标,探讨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同时降低了家庭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发生概率,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分维度看,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满意度的提升都有助于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便利度的影响则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减贫增收和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两种途径抑制家庭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微观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正迎来高峰。代际传承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关乎家族企业远期发展和竞争优势构建的重要问题,体现了家族企业在发展目标和理论适用上的独特之处。本文采用2012—2019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家族代际传承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代际传承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且主要限制了过度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家族代际传承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在父子共治阶段和共治时长较长时更加明显。家族代际传承通过促进家族超额董事委派的控制权结构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泛金融市场视角,运用溢出指数和事件研究法,从静态分析和动态演化两方面识别碳市场在金融市场风险传染中扮演的角色及其风险传染时变特征,重点探讨贸易摩擦、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三类外生事件冲击下碳市场的风险溢出和传染效应。研究发现,2015—2020年,中国泛金融市场间联系紧密,双向、非对称风险溢出明显,碳市场整体表现为风险接受者,其风险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时变性和差异性,对外生事件冲击的抵御能力较弱,市场地位与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并不匹配。贸易摩擦升级事件的冲击显著增强了其他市场向碳市场的风险溢出,而缓和事件的冲击对风险溢出有抑制作用;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同样加强了其他市场向碳市场的风险溢出,且对湖北碳市场的影响最为明显;市场预期的存在导致部分公共政策事件冲击的影响不显著,甚至与预期相反。进一步讨论了金融风险溢出对资产价格波动和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基于实证结论,从建立稳定价格机制、构建碳市场体系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双碳”目标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

选取2016—2020年46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据,从脆弱性视角出发,构建数字金融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脆弱性;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脆弱性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对地处落后县域、资产规模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治理能力的提升与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强会使数字金融更易于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脆弱性。因此,应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优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外部发展环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需提高治理能力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

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重塑商业模式的同时也会影响其资本市场表现。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Python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关键变量,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改善企业基本面来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拓展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及外部数字环境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市场稳定提供了政策启示。

2019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标志中国利率市场化进入新阶段,利率深化改革能否增强货币政策效果再度成为关注焦点。鉴于政策调控具有非线性时变影响,本文基于时变参数模型并构建政策时变溢出指数,研究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货币政策对工业经济调控的有效性。研究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加深,工业企业融资和工业经济增长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反应愈加敏感,利率改革显著增强了数量型政策和价格型政策的调控效果;从影响程度看,数量型政策对工业经济的时变冲击效应和时变溢出效应较价格型政策高,这与中国长期依赖数量调控以及利率传导受阻有关。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在本质上仍然比较依赖“量”传导,仅通过LPR改革难以完全疏通利率传导堵点,推动货币政策调控由“量”向“价”转型仍然任重道远。本研究为剖析利率改革成果,促进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问询函是证劵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一种柔性监管制度,主要针对公司业绩异常、经营风险和信息披露提出问询,要求公司在限定日期之内回复。不同于过去的实质性处罚措施,问询函给予了公司解释与改正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对公司创新意愿的影响也会有所区别。本文基于交易所提出的研发问询,实证检验研发问询对上市公司创新意愿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问询对公司创新意愿有提升效应。需要会计师回复的问询函能够放大这种效应,而需要律师回复的问询函却削弱了这种效应。敏感性分析发现,在国有、高科技型和不存在研发操纵现象的公司,这种效应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