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机构的ESG评价结果为使用者提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信息,然而评价分歧的经济后果及其机制尚未形成共识。本文研究ESG评价分歧的信息效应,基于信息使用框架,从分析师角度出发,提出基于不确定性信息和异质性信息的两种对立机制,利用2017—2021年7家不同ESG评价机构的得分数据对上述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ESG评价分歧会降低分析师预测误差,从而支持异质性信息的观点。研究还发现,ESG评价分歧通过反映企业每股收益和提高市场分析师整体预测质量来降低分析师预测误差。此外,ESG评价分歧能够为分析师提供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企业的更多信息。在控制ESG得分均值的情况下,ESG评价分歧与ROA、ROE和个股回报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验证了信息效应。本文不仅以评价分歧的新视角补充了ESG相关文献,还阐明了ESG评价分歧的信息效应及其机制,为后续的高质量ESG评价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

本文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竞争程度的视角,研究公共政策审计对公平竞争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政策审计提高了发现问题地区企业的竞争程度。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政策审计有助于降低政府不当干预,营造竞争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提高企业竞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政策审计对企业竞争程度的促进作用在竞争能力较弱企业中更显著;公共政策审计对区域限制类问题的揭示能够提高该地区企业的竞争程度;审计介入次数越多、问题描述越详细、问题影响范围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发现问题地区企业的竞争程度。

共同富裕背景下,营商环境建设能够破除企业生产经营壁垒,降低高管努力的不可观测性,实现薪酬契约优化。本文以2008—2020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优化企业薪酬契约,缩小内部薪酬差距。良好营商环境下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信息透明度增加和代理问题缓解是薪酬差距趋于合理的作用机制;具体实现路径在于企业能够有效控制高管薪酬增速、降低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高管薪酬操纵动机较强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营商环境改善能够缓解薪酬差距扩大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发挥微观治理效应、助力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基于2008—2022年的并购数据,探究了业绩压力对传统企业数字并购的影响,检验了传统企业实施数字并购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传统企业面临的业绩压力越大,越倾向于进行数字并购。机制检验显示,业绩压力主要通过激发企业的战略变革意愿和强化其风险偏好两条路径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所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组织惯性越小,业绩压力下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并购的可能性越大。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并购能显著提升传统企业的短期市场绩效,从长期来看,随着整合持续深入,其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数字创新绩效也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从业绩压力角度佐证了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对破解传统企业的业绩困境、增强实体经济发展韧劲具有启示意义。

2019年《证券法》的修订是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大幅提高了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和威慑力度。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新《证券法》实施对审计定价影响的结果表明,新《证券法》实施后,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显著提升,且对于信息披露质量越差的公司,其定价提升幅度越大。机制检验表明,新《证券法》实施后,审计工作的时长显著增加、审计定价过低的现象得到缓解、高风险以及治理水平较低公司的审计风险溢价显著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新《证券法》实施后,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好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公司的盈余质量提升幅度和财务重述概率下降幅度均更大。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为企业管理者应对严格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启示。

科学的业绩考核是有效激励的前提,既可能通过利益协同机制强化激励效应(利益协同假说),也可能通过降低风险承担而造成激励扭曲(风险规避假说)。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的行权业绩考核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总体上有利于强化股权激励效应,支持了“利益协同假说”;分发展阶段看,行权业绩考核的作用效果具有生命周期异质性。其中,成长期企业更适宜设置适中的业绩目标,成熟期企业更适宜设置严格的业绩目标,衰退期企业更适宜设置宽松的业绩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可通过利益协同和风险承担两条潜在渠道发挥作用,但具体机制因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本文基于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以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强化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并涉及绿色研发投资。其中,融资压力和业绩压力是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两条潜在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在非国有控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和地区环境监管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损害了企业价值。

本文以2010—2019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数字技术信息披露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年报中披露的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技术信息会降低企业的股价同步性。当企业处于高竞争行业或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时,降低作用更加明显。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提升创新水平以及分析师关注进而降低了股价同步性。本文还发现,年报中披露的数字技术信息越多,企业未来收到的政府补助也越多;但“多言寡行”的披露模式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不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技术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影响的相关文献,为深刻理解文本信息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长期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降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需要强化控股股东这一关键少数的治理。本文以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为准自然实验,尝试打开控股股东治理结构的黑箱,通过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抑制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硬化了预算约束、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和内源融资能力,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外部董事比重、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董事会的视角回答了控股股东治理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效果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改革、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所贡献。

本文使用2012—2019年实施跨境并购的上市企业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实际影响、作用机制与差异化特征。结果表明,跨境并购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且在并购后第3年仍然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兼具相对合理的市场渠道和不合理的非市场渠道。市场渠道表现为跨境并购能让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获取更高的薪酬;非市场渠道包括跨境并购使得权力更大的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以及跨境并购增加了高管的超额薪酬。本文厘清了中国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作用渠道,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而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提高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其作用机制在于,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降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进而提升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发挥了监督治理效应和协同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产权与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公司治理效应和完善业绩预告监管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省级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指标,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高耗能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省级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显著促进了高耗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通过提高高耗能企业的税费负担,进而倒逼其实施数字化转型。通过区分数字化转型的细分特征,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主要促进了高耗能企业的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的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经营风险较大的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为凸显。进一步地,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还通过促进高耗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降低了地区碳排放水平。本文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拓展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为地区减排降碳目标实现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受到非处罚性监管后,权益资本成本会显著提高;公司的延期回函行为、问询函程序和内容的复杂程度会增强非处罚性监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而上市公司所在行业上一年的收函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非处罚性监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通过检验其内在影响机理证实,交易所的监管问询会将公司的“坏消息”曝光在聚光灯下,通过损害公司声誉、加剧公司风险,进而增加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多个大股东在企业违规方面发挥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有效抑制了企业违规,体现为多个大股东的监督治理效应。机制和路径分析表明,多个大股东抑制企业违规的影响机制是信息监督和协同治理,具体路径是通过委派董事和退出威胁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多个大股东监督治理程度越高、持股越稳定,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越强;多个大股东可以降低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对违规倾向也有重要抑制作用,但对违规稽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多个大股东通过抑制企业违规还提升了企业的市场价值和长期财务业绩表现,降低了未来经营风险。因此,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应为多个大股东监督治理效应的发挥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进而减少企业违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急需提振经济的情况下,一刀切的去杠杆政策可能对经济有所“误伤”,在实践中一直应用却被理论研究忽略的高管递延薪酬制度能否成为国企杠杆率的精准治理机制值得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高管递延薪酬显著降低了国企杠杆率,有直接治理效应;同时,其能与去杠杆政策协同,对国企杠杆率产生协同治理效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递延薪酬制度是国企杠杆率的有效治理机制,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效果。

实现客户集中度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统筹兼顾对于优化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立足于客户角色动态转变的视角,探析客户集中度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动态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与会计信息可比性之间表现为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阈值前客户集中度发挥“圈外监督”效应,促进会计信息可比性增加;阈值后客户集中度呈现“圈内协同”效应,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基于供应商管理层策略性行为视角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财务杠杆水平是客户集中度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的重要途径。

本文利用财经社交媒体的数据,构建个人投资者异常关注度指标,研究个人投资者关注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个人投资者关注异常高的公司,分析师跟踪研究的意愿越大,盈余预测的乐观偏差也越大。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机构投资者和公司管理层的利益关联是造成分析师乐观偏差的重要因素,但这一现象只存在于信息披露质量高、未收到监管问询函的公司中,这说明声誉机制对分析师起到了约束作用。本文研究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个人投资者对分析师行为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增量证据。

本文运用文本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构建了媒体负面报道数量、报道标题/内容文本语调和情感倾向三个维度的变量。基于概念漂移视角,采用集成分类器XGBoost构建了公司财务困境动态预警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公司特征变量的基础上,融入媒体负面报道变量后,财务困境动态预警模型的总体分类性能增强,模型的第一类错误率明显降低。考虑稀有事件偏差和内生性后,媒体负面报道数量、文本语调和情感倾向与公司是否发生财务困境仍然显著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媒体负面报道包含公司财务困境预警的增量信息,媒体负面报道在公司财务困境预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外部公司治理作用。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机制分析表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在非国有、退出威胁可信性高、无委派董监高、分析师关注少和面临较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中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作用路径主要是通过抑制管理层的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作用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丰富了大股东退出威胁的相关研究,也为提升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提供了新启示。

针对企业屡见不鲜的“漂绿”现象,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不同性质的机构共同持股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非绿色机构共同持股发挥合谋舞弊效应,加剧企业的“漂绿”行为,而绿色机构共同持股发挥协同治理效应,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非绿色机构共同持股会通过反竞争机制加剧企业的“漂绿”行为,而绿色机构共同持股则会通过委派管理层机制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同时,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媒体监督能够抑制非绿色机构共同持股的合谋效应并促进绿色机构共同持股的协同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异质机构共同持股的研究,也为当前中国市场中“漂绿”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对监管部门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企业“言行一致”提供了参考。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A股上市中央企业为样本,基于内部审计全流程监督视角,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检验了内部审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审计事前资源投入、事中项目活动和事后意见反馈越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进一步地,当外部审计监督力较弱、管理层权力较大时,内部审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高质量的内部审计有助于降低管理层的超额薪酬与内部薪酬差距,反映了内部审计通过抑制高管过高薪酬有助于实现薪酬管制目标,然而,内部审计对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较为有限。研究结果揭示了内部审计全过程监督对推动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合理化的作用,丰富了内部审计发挥治理功能的相关研究。

我国资本市场商誉规模庞大、频繁发生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问题,给正常的资本市场秩序埋下重大隐患。而D&O保险作为新兴的外部治理工具,预期会影响管理者在并购过程中对超额商誉的确认。本文使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D&O保险对超额商誉的影响。研究发现:D&O保险发挥监督效应,能够显著降低超额商誉;D&O保险对超额商誉的抑制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得以实现; D&O保险作为外部监督补偿机制,在外部监督较弱(非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审计、分析师跟踪人数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情况下,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已成为加强市场参与者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工具。不同于现有文献着重强调网络平台互动的“信息效率提升效应”,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分析管理层私利动机下的网络平台互动对审计师定价决策的影响。从2010至2020年企业在“互动易”和“上证e互动”平台答复投资者提问的现实表现出发,检验结果发现,企业与投资者更高的互动频次和更多的互动内容均会显著提升审计费用,且这种效应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有关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更多的网络平台互动对企业信息透明度产生了不利影响,具体表现为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精确度并为企业带来了显著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上述结论为不规范的网络平台互动可能引发的消极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拓展了有关审计定价影响因素和互联网沟通经济后果的研究,对进一步完善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网络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财务重述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从而减少中小企业财务重述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特征是抑制财务重述的重要原因,而数字化程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金融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低、审计监督水平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及投资者保护程度低的分组中更显著,说明数字金融的治理效应存在“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