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营商环境建设能够破除企业生产经营壁垒,降低高管努力的不可观测性,实现薪酬契约优化。本文以2008—2020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优化企业薪酬契约,缩小内部薪酬差距。良好营商环境下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信息透明度增加和代理问题缓解是薪酬差距趋于合理的作用机制;具体实现路径在于企业能够有效控制高管薪酬增速、降低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高管薪酬操纵动机较强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营商环境改善能够缓解薪酬差距扩大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发挥微观治理效应、助力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基于2008—2022年的并购数据,探究了业绩压力对传统企业数字并购的影响,检验了传统企业实施数字并购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传统企业面临的业绩压力越大,越倾向于进行数字并购。机制检验显示,业绩压力主要通过激发企业的战略变革意愿和强化其风险偏好两条路径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所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组织惯性越小,业绩压力下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并购的可能性越大。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并购能显著提升传统企业的短期市场绩效,从长期来看,随着整合持续深入,其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数字创新绩效也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从业绩压力角度佐证了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对破解传统企业的业绩困境、增强实体经济发展韧劲具有启示意义。

2019年《证券法》的修订是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大幅提高了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和威慑力度。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新《证券法》实施对审计定价影响的结果表明,新《证券法》实施后,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显著提升,且对于信息披露质量越差的公司,其定价提升幅度越大。机制检验表明,新《证券法》实施后,审计工作的时长显著增加、审计定价过低的现象得到缓解、高风险以及治理水平较低公司的审计风险溢价显著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新《证券法》实施后,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好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公司的盈余质量提升幅度和财务重述概率下降幅度均更大。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为企业管理者应对严格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启示。

科学的业绩考核是有效激励的前提,既可能通过利益协同机制强化激励效应(利益协同假说),也可能通过降低风险承担而造成激励扭曲(风险规避假说)。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的行权业绩考核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总体上有利于强化股权激励效应,支持了“利益协同假说”;分发展阶段看,行权业绩考核的作用效果具有生命周期异质性。其中,成长期企业更适宜设置适中的业绩目标,成熟期企业更适宜设置严格的业绩目标,衰退期企业更适宜设置宽松的业绩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可通过利益协同和风险承担两条潜在渠道发挥作用,但具体机制因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本文基于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以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强化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并涉及绿色研发投资。其中,融资压力和业绩压力是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两条潜在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在非国有控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和地区环境监管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损害了企业价值。

本文以2010—2019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数字技术信息披露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年报中披露的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技术信息会降低企业的股价同步性。当企业处于高竞争行业或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时,降低作用更加明显。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提升创新水平以及分析师关注进而降低了股价同步性。本文还发现,年报中披露的数字技术信息越多,企业未来收到的政府补助也越多;但“多言寡行”的披露模式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不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技术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影响的相关文献,为深刻理解文本信息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长期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降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需要强化控股股东这一关键少数的治理。本文以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为准自然实验,尝试打开控股股东治理结构的黑箱,通过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抑制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硬化了预算约束、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和内源融资能力,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外部董事比重、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董事会的视角回答了控股股东治理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效果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改革、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所贡献。

本文使用2012—2019年实施跨境并购的上市企业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实际影响、作用机制与差异化特征。结果表明,跨境并购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且在并购后第3年仍然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兼具相对合理的市场渠道和不合理的非市场渠道。市场渠道表现为跨境并购能让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获取更高的薪酬;非市场渠道包括跨境并购使得权力更大的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以及跨境并购增加了高管的超额薪酬。本文厘清了中国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作用渠道,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而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提高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其作用机制在于,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降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进而提升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发挥了监督治理效应和协同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产权与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公司治理效应和完善业绩预告监管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省级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指标,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高耗能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省级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显著促进了高耗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通过提高高耗能企业的税费负担,进而倒逼其实施数字化转型。通过区分数字化转型的细分特征,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主要促进了高耗能企业的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的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经营风险较大的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为凸显。进一步地,地方政府减碳重视度还通过促进高耗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降低了地区碳排放水平。本文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拓展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为地区减排降碳目标实现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受到非处罚性监管后,权益资本成本会显著提高;公司的延期回函行为、问询函程序和内容的复杂程度会增强非处罚性监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而上市公司所在行业上一年的收函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非处罚性监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通过检验其内在影响机理证实,交易所的监管问询会将公司的“坏消息”曝光在聚光灯下,通过损害公司声誉、加剧公司风险,进而增加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多个大股东在企业违规方面发挥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有效抑制了企业违规,体现为多个大股东的监督治理效应。机制和路径分析表明,多个大股东抑制企业违规的影响机制是信息监督和协同治理,具体路径是通过委派董事和退出威胁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多个大股东监督治理程度越高、持股越稳定,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越强;多个大股东可以降低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对违规倾向也有重要抑制作用,但对违规稽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多个大股东通过抑制企业违规还提升了企业的市场价值和长期财务业绩表现,降低了未来经营风险。因此,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应为多个大股东监督治理效应的发挥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进而减少企业违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急需提振经济的情况下,一刀切的去杠杆政策可能对经济有所“误伤”,在实践中一直应用却被理论研究忽略的高管递延薪酬制度能否成为国企杠杆率的精准治理机制值得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高管递延薪酬显著降低了国企杠杆率,有直接治理效应;同时,其能与去杠杆政策协同,对国企杠杆率产生协同治理效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递延薪酬制度是国企杠杆率的有效治理机制,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效果。

实现客户集中度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统筹兼顾对于优化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立足于客户角色动态转变的视角,探析客户集中度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动态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与会计信息可比性之间表现为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阈值前客户集中度发挥“圈外监督”效应,促进会计信息可比性增加;阈值后客户集中度呈现“圈内协同”效应,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基于供应商管理层策略性行为视角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财务杠杆水平是客户集中度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的重要途径。

本文利用财经社交媒体的数据,构建个人投资者异常关注度指标,研究个人投资者关注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个人投资者关注异常高的公司,分析师跟踪研究的意愿越大,盈余预测的乐观偏差也越大。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机构投资者和公司管理层的利益关联是造成分析师乐观偏差的重要因素,但这一现象只存在于信息披露质量高、未收到监管问询函的公司中,这说明声誉机制对分析师起到了约束作用。本文研究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个人投资者对分析师行为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增量证据。

本文运用文本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构建了媒体负面报道数量、报道标题/内容文本语调和情感倾向三个维度的变量。基于概念漂移视角,采用集成分类器XGBoost构建了公司财务困境动态预警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公司特征变量的基础上,融入媒体负面报道变量后,财务困境动态预警模型的总体分类性能增强,模型的第一类错误率明显降低。考虑稀有事件偏差和内生性后,媒体负面报道数量、文本语调和情感倾向与公司是否发生财务困境仍然显著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媒体负面报道包含公司财务困境预警的增量信息,媒体负面报道在公司财务困境预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外部公司治理作用。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机制分析表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在非国有、退出威胁可信性高、无委派董监高、分析师关注少和面临较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中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作用路径主要是通过抑制管理层的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作用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丰富了大股东退出威胁的相关研究,也为提升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提供了新启示。

针对企业屡见不鲜的“漂绿”现象,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不同性质的机构共同持股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非绿色机构共同持股发挥合谋舞弊效应,加剧企业的“漂绿”行为,而绿色机构共同持股发挥协同治理效应,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非绿色机构共同持股会通过反竞争机制加剧企业的“漂绿”行为,而绿色机构共同持股则会通过委派管理层机制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同时,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媒体监督能够抑制非绿色机构共同持股的合谋效应并促进绿色机构共同持股的协同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异质机构共同持股的研究,也为当前中国市场中“漂绿”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对监管部门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企业“言行一致”提供了参考。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A股上市中央企业为样本,基于内部审计全流程监督视角,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检验了内部审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审计事前资源投入、事中项目活动和事后意见反馈越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进一步地,当外部审计监督力较弱、管理层权力较大时,内部审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高质量的内部审计有助于降低管理层的超额薪酬与内部薪酬差距,反映了内部审计通过抑制高管过高薪酬有助于实现薪酬管制目标,然而,内部审计对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较为有限。研究结果揭示了内部审计全过程监督对推动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合理化的作用,丰富了内部审计发挥治理功能的相关研究。

我国资本市场商誉规模庞大、频繁发生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问题,给正常的资本市场秩序埋下重大隐患。而D&O保险作为新兴的外部治理工具,预期会影响管理者在并购过程中对超额商誉的确认。本文使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D&O保险对超额商誉的影响。研究发现:D&O保险发挥监督效应,能够显著降低超额商誉;D&O保险对超额商誉的抑制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得以实现; D&O保险作为外部监督补偿机制,在外部监督较弱(非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审计、分析师跟踪人数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情况下,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已成为加强市场参与者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工具。不同于现有文献着重强调网络平台互动的“信息效率提升效应”,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分析管理层私利动机下的网络平台互动对审计师定价决策的影响。从2010至2020年企业在“互动易”和“上证e互动”平台答复投资者提问的现实表现出发,检验结果发现,企业与投资者更高的互动频次和更多的互动内容均会显著提升审计费用,且这种效应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有关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更多的网络平台互动对企业信息透明度产生了不利影响,具体表现为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精确度并为企业带来了显著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上述结论为不规范的网络平台互动可能引发的消极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拓展了有关审计定价影响因素和互联网沟通经济后果的研究,对进一步完善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网络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财务重述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从而减少中小企业财务重述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特征是抑制财务重述的重要原因,而数字化程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金融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低、审计监督水平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及投资者保护程度低的分组中更显著,说明数字金融的治理效应存在“补偿机制”。

本文以2016年《慈善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法治强化对慈善组织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慈善法》的实施加强了慈善法治建设,使公开募集型慈善组织的会计信息质量显著提升了约1.34%。在社会网络关系较少的公开募集型慈善组织,会计信息质量提升的效果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慈善法治强化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监督、社会监督、组织内部治理与自我监督不足的慈善组织,以及被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时更有可能陷入财务困境的慈善组织。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会计信息质量确实有助于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影响捐赠人的捐赠决策。本文为慈善事业法治化的积极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ESG表现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机制检验表明,企业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质量和降低经营风险,进而提高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积极作用在媒体关注度较低和非明星分析师预测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企业ESG表现经济后果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影响因素相关文献,还能够为监管机构、上市公司和分析师如何完善与利用ESG信息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中小股东不同情绪的网络表达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网络表达与审计资源投入、审计费用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呈U型关系,而消极网络表达与上述审计师行为呈倒U型关系,且盈余管理在两者的非线性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股权集中度较高、国有属性以及媒体关注度较强的公司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将弱势群体的诉求表达纳入审计师反应的研究框架,丰富了关于非理性情绪对独立第三方审计师行为的研究,为实现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管理层网络互动平台信息披露与审计师定价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网络平台互动程度越高,审计师定价水平越低。管理层回复及时性和文本相关性均能够正向调节两者负向关系。作用渠道检验表明,网络平台互动主要通过缓解“风险溢价机制”而非“成本补偿机制”来降低审计师定价水平。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风险信息、内部竞争文化和研发文本信息的披露能够降低审计师定价水平,验证了风险信息的趋同观、竞争文化的监督效应以及研发文本信息的信息增量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从网络平台互动的角度丰富了审计师实际获得的决策信息集,为审计师评估企业重大错报风险、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和参考。

本文从交易成本切入,理论分析供应链创新如何通过信息机制和契约机制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利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创新抑制了企业多元化经营,其作用路径包括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加大专用性资产投资、促进商业信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所在行业竞争越激烈、内部管理效率越高,供应链创新对多元化经营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此外,供应链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资本和存货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对兼具数字化与集成化的供应链变革实践的理论认知,为理解中国当前资本扩张提供了来自供应链视角的证据,同时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全面推广提供了现实启示。

优化战略定位、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国企混改的重要方向。非国有股东作为“内部人”参与国企公司治理,能否发挥“鲶鱼效应”,激发国企活力,更是实践与理论关注的重点。据此,本文从国企战略定位视角,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拓展性分析发现此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主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促进员工流动、降低资本密集度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激进度,并且战略激进度的提升最终有助于增加国企价值。本文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发挥了“鲶鱼效应”,不仅丰富了国企混改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继续深入推进国企混改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新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创新性地将党建工作嵌入了“公司章程”,这一制度安排实现了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个一以贯之”原则的稳步推进。本文手工搜集2015至2019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数据,构建“党建入章”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嵌入式党建”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党建入章”能降低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这一作用效果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在竞争类、商业类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国企中,“党建入章”对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发现“党建入章”通过将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相融合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证明 “党建入章”这一制度安排对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持股会抑制企业金融化;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经营收益率较低以及现金持有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社保基金持股可通过提高企业实体资产投资水平或增加分析师跟踪,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本文建议,应逐步扩大社保基金的入市规模,适当放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各项限制,充分释放社保基金在稳定资本市场与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潜力。

随着技术结构日益复杂,合作创新逐渐成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网络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网络有助于企业间信息共享,进而促进企业合作创新,实地调研是分析师跟踪网络在企业间传递信息的方式。异质性检验发现,分析师跟踪网络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在吸收能力强、高新技术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情况下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分析师跟踪网络提升了企业价值,且合作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社会网络的作用以及分析师的角色,并为企业合作创新的实施提供借鉴。

本文以证监会公告〔2015〕25号的发布为契机,考察地方证监局一线监管能否对个体审计师的执业行为发挥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双随机、一公开”地方证监局现场检查显著提升了被监管个体审计师的执业质量,且审计师行业专长水平越高这种影响越显著,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证监局一线监管具有溢出效应,且监管效应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更明显。本文结论对于重视地方证监局作为一线监管主体的积极作用,推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创新监管方式”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队”长期持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队”持股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的风控促融路径、减少管理费用和抑制盈余管理的治理优化路径,均为“国家队”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证金系持股企业、国有企业或者处于较差制度环境的地区时,“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国家队”在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同时,能积极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显著促进主业投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

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在拓宽企业资源获取渠道和提高企业信息使用程度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企业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Python技术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小型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两条渠道带动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对国家数字化政策的落实和企业风险决策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从代理成本和债务融资两个方面展开理论分析,并基于2010—2019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存在临界点,低于临界点,数字经济发展可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过临界点后,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降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其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代理成本效应和债务融资效应,即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强化审计监督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通过促进金融科技发展、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水平,降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以我国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概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降低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的概率,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审计师行业专长每提高一个单位,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的概率下降约13.08%。此外,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公司收函概率之间的负向关系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更加显著。聘用行业专长较低事务所的公司收到问询函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整体而言,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发挥外部公司治理的作用,减少公司被监管问询的概率。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上市公司选择审计师类型、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行业专长以及监管机构确定监管重点具有借鉴意义。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妥善解决部分国有企业僵尸化问题是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与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机构信息网络视角,探讨并实证检验机构共同持股对国有企业僵尸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共同持股能够抑制国有企业僵尸化,且这一抑制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与提升产品市场表现等路径来实现。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共同持股对国有企业僵尸化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小以及信息透明度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被机构共同持股的国有僵尸企业发展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对机构共同持股这一新兴学术前沿的认知,同时也为通过市场化手段帮助国有企业去僵尸化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为切入点,考察地方政府债务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基于2015—2019年全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负债率与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呈负向关系,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会降低辖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表现。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通过加剧辖区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降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化水平较低、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高杠杆率的企业,地方政府债务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效应尤为显著。本文将地方政府债务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至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对于全面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目前我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呈现“合伙人老龄化、代际结构欠佳”常态,亟需通过科学有序的合伙人晋退机制解决代际传承问题。本文采用我国原证券资格事务所的审计合伙人退伙记录,考察合伙人退伙行为如何影响审计质量。研究表明:(1)相比退伙之前的往常业务,合伙人在退伙之际业务中提供了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呈现为“晚节效应”;(2)进一步划分退伙模式,相比返聘原所,合伙人完全退伙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更强的“晚节效应”,机会主义行为更少,高质量审计保障效果更强;(3)在事务所治理机制分析中,严格的事务所内部治理更能保障合伙人退伙之际的审计业务质量,实现合伙人高质高效退出。此外,拓展研究发现合伙人资历越老、同侪监督压力越大、外部市场越发达,合伙人退伙“晚节效应”越强,退伙效率越高。本文考察合伙人退伙行为及其约束机制,为事务所合理设计合伙人退伙机制、为监管部门科学制定合伙人代际传承的相关规范制度提供理论依据与启示。

本文以2007—2020年审计师变更为样本,考察年后变更审计师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研究发现,年后变更审计师的公司,进行了更多审计意见购买。业务复杂度、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审计收费是影响年后变更公司能否实现审计意见购买的关键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年后变更审计师的公司,审计质量更差,体现为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及财务违规。短期内投资者对年后变更审计师行为呈现出非理性的过度乐观,但长期来看,年后变更审计师的公司伴随着长期的股东价值损耗。研究结论表明,日常监督和充足的审计时间对审计意见购买及审计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审计师变更时点是具有丰富信息含量的风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