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中央政府发展导向的调整,考察地方增长目标与区域技术创新的关系,基于2003—2016年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地方增长目标显著抑制了区域技术创新,中央政府发展导向的调整则会弱化这一负向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央政府发展导向调整的积极作用主要发生在地方增长目标实现压力小和官员任期长的地方;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中央政府发展导向调整的作用在东部地区并不突出。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在中央政府发展导向调整的过程中,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偏好在区域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本文从双边价值链关联角度,探讨中国开展OFDI可能具有的“固链”和“强链”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与39个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开展OFDI的价值链关联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开展OFDI显著提高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价值链总体关联程度并表现“固链”作用,且对价值链前向关联程度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后向关联,进而呈现一定的“强链”功能。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关联效应在欧洲地区和高收入国家的作用效果好于非欧洲地区和中等收入国家。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1996~2016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HS96-6位数编码下文化贸易产品的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和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变量,实证分析发现集约边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提升在短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长期内的扩展边际才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核心文化产品类型的样本中,二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差异仍显著存在。产品价格、关税、出口目的国的文化差异等均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二元边际通过直接效应及出口质量产生的间接效应来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且出口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还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基于此,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二元边际,进而发挥其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增长的促进效应,对文化贸易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本文依据2007~2016年上市公司年报构建微观层面的服务化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外资开放、数字信息化与企业服务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的主要结论:外资开放促进企业服务化;外资开放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有效提高了企业数字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企业服务化;外资开放对产品支持类服务化的边际作用效果大于非产品支持类服务化;外资开放对服务化的作用效果在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更显著,数字信息化对服务化的作用效果在信息基础设施密度较高的区域更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