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企业微观数据,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倍差法考察国资委成立带来的外部监管增强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外部监管显著抑制了僵尸企业的形成,且这一结论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外部监管通过提高企业资产收益率、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实际利息支付抑制了僵尸企业的形成;从动态视角看,外部监管通过抑制新僵尸企业的形成、促进现有僵尸企业的退出和复活减少了国有僵尸企业;外部监管通过提高国企改制成效进一步抑制了僵尸企业的形成。外部监管对低竞争程度行业、上游行业和东中部地区国有企业僵尸化的抑制作用更大。外部监管通过抑制僵尸企业的形成改善了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从而提高了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如何通过非市场方式处置国有僵尸企业具有一定的启示,政府应继续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管,搞活国有经济,促进国有僵尸企业的出清。
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动机及其与社会动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但这种经济动机在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不存在;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效率改善与企业软预算约束呈负相关,且在垄断型、管理层持股较多和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中影响更大;与中央企业相反,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动机与社会动机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联动关系,且仅在垄断程度较高和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中显著。
本文利用中国新能源车企的微观数据,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SFA)并测算企业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借助断点回归方法(RD)对新能源补贴退坡的技术效率效应进行客观评价。研究结果发现,新能源车企的平均技术效率约为66%,补贴退坡政策有效提升行业技术效率2个百分点;新能源车企存在策略性“迎合”行为(即为获得地方政府的补贴和政策支持),过高的资产负债率给技术效率带来不稳定性。因此,应重新认识补贴退坡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优化引导消费者行为的实施手段,健全新能源车企的融资机制。
本文从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耦合性出发,建立博弈模型研究促进网约车市场发展的路径,利用“小偷守卫”博弈模型解释政府监管力度与监管效果不断反复的原因。根据“激励悖论”,本文解释了长期内加大对网约车平台的惩罚力度能缓解行政资源的不足,以及加大对政府监管机构的惩罚能减少网约车平台的违法行为。引入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扩展“小偷守卫”博弈模型后,本文揭示根据约束条件从不同的政策目标出发,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通过调整监管资源投入、对双方的惩罚力度实现监管动态平衡的路径。以伯特兰德模型和古诺模型为基础,本文构建不确定结束时点的重复博弈,分析网约车市场发展两个阶段的竞争策略。从增进社会福利的视角,提出增强不合作的诱惑、降低贴现率、增加市场主体数量、发挥“极大化极小策略”的作用等措施巩固“囚徒困境”的稳定性。
本文基于诺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尝试以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诠释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简称“配额制”)的制度安排对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由上网电价向配额制转变的这一制度变迁中,其经济绩效取决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向是否协调一致。结果表明,采取基于配额制的绿色证书交易这一既非激进式又非渐进式的综合变迁方式,能有效契合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短期发展特征,并有望实现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