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劳动力市场摩擦引入标准经济周期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考虑劳动搜寻行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两种调整政策的经济动态效应,并对税收政策的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的单独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相反的,而且都会导致劳动生产力与工资之间的缺口扩大。同时,实施减税并增加政府支出的积极性财政政策可以促进就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收入不平等。此外,从福利成本的角度看,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的同向调节对社会福利有非对称的放大作用,而且结合政府支出增加的税收组合调节政策会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

近来,政府引导基金项目的一些成功经验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入更多资金,助力于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与发展,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则是其促进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前置环节。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国A股主板和创业板、中小板企业2010—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总体上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入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结论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大企业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产生了“助强”的效果;而对中小企业来说,政府引导基金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尚未达到“扶弱”的效果。(3)对传导机制的检验表明,政府引导基金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来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税收治理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具有独特优势。本文以我国2004—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税收治理能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本文通过构建税收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共同富裕测度函数式来对税收治理能力和共同富裕进行量化测度,并通过构建动态计量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开展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税收治理能力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公共服务供给在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税收收入能力比执法管理能力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较为科学全面地检验了税收治理能力对共同富裕的激励作用,有助于在提升税收治理能力的同时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双赢。

两税法改革开启了“以资产为宗”的新格局,其税制层面的公平性较“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了明显改进,但政策实践中的赋税不均问题却依然突出。与此同时,“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地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富民阶层崛起;另一方面,租佃关系愈加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获得更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商经济的繁荣。当然,富民阶层存在着逃避赋税的强烈动机,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采取土地清丈和建立以贫民下户为重点的因灾减免救济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赋税不均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备的产权保护制度与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是可以相兼容的,关键在于保护民众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落实税收公平原则。

财政分权体制是影响我国地方政府支出预算不确定性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基于省级和地级市层面的相关数据,从财政纵向失衡和横向政府竞争两个方面探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预算不确定性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和横向政府竞争均会加剧支出预算不确定性。机制分析表明,财政纵向失衡主要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加剧支出预算不确定性,且转移支付的不确定性会扩大这一影响效应;横向政府竞争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对于自有财力的低估行为加剧支出预算不确定性。最后,从影响效应的大小来看,财政纵向失衡对地级市层面支出预算不确定性的影响大于省级层面,而横向政府竞争对省级层面的影响更大。

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在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负担的同时,是否也促进了小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文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包含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组合式税收优惠对小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表明,两项税收优惠对小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表现: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对小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政策效应并不显著。两种税收优惠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增强资金流动性、减低主观税负和客观税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所得税优惠显著激励了小微企业对内部员工的帮扶倾向和力度,对小微企业对外捐赠倾向和力度亦有促进作用,但增值税优惠的相应影响均不显著。本文为激励小微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2007—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我国绿色财政产出效率差异、变化趋势、效率损失来源以及未来提升重点,并对绿色财政产出效率的地区差异、动态演变及时空收敛特征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我国绿色财政产出效率的地区差异逐渐缩小、均衡化水平不断提升,效率总体差异变化主要来源于财政发展不同水平地区之间的交叉重叠影响;各省的绿色财政产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损失;不同产出效率类型省份之间存在效率等级的动态转移现象,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我国绿色财政产出效率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明显的空间β收敛特征,各省的绿色财政产出效率最终会趋向于同一个最优稳态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理论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共同富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在逻辑是,依据社会矛盾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人民的立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伟大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其实践进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推动生产力发展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能力、促进人的社会关系和谐,并缩小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不同群体之间消费、能力和收入的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碳减排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我国于2014年开始施行环保约谈制度,但这项制度是否有助于实现碳减排目标尚无定论。本文基于2003—2019年我国257个城市的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保约谈制度显著降低了城市层面的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规模,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环保约谈的碳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其长期可持续性有待改善。究其原因,一方面,官员变更减弱了减排有效性的发挥;另一方面,面对环保约谈所带来的环保监管举措,企业可能采取短期措施或通过控制生产规模来减少碳排放,但是其能耗强度、创新能力等并没有明显改善,从而使得环保约谈缺乏长期碳减排效果。因此,为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绿色创新环境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切实提升环保约谈碳减排效应的长期有效性。

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措施,是国家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本文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地理距离对政府采购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企业注册地与地方政府的地理距离越近,企业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越多。内生性检验与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结论。机制检验发现,地理距离对政府采购的影响机制在于政府采购增加了寻租行为、提升了政治关联水平。受政商关系、政府依赖异质性的影响,地理距离对政府采购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位于政商关系差地区和对政府依赖高的企业,其与政府的地理距离对政府采购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政府采购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体现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本文研究丰富了政府采购的经济后果的文献,对于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采购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工程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结果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本地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表现为更多地挤出了企业利己性捐赠,对利他性捐赠有一定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弱化政治关联和降低代理成本,间接地降低了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的上述影响在民营、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管理者短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从税收征管角度为解释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内在动机提供了新视角,为实现共同富裕视阈下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绿色金融作为重要的减排工具,在合理的绿色财政引导下,有助于放大资源配置效能,强化减污降碳效应。基于此,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取双向固定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探索绿色金融的减污降碳效应及绿色财政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且减污效应大于降碳效应。(2)绿色金融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抑制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3)绿色税收和绿色财政支出对绿色金融具有门槛效应。当绿色税收规模处于0.12%—2.41%之间时,有助于增强绿色金融的减污效应,同时确保其降碳效应。当绿色财政支出规模处于4.16%—4.21%,有助于提高绿色金融的减污效应。(4)相较于绿色税收,绿色财政支出治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优化绿色税收和绿色财政支出提供政策启示,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减污降碳。

作为一项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工具,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再分配效应方面具有显著的“逆向”调节作用,而社保资金筹资方式上的设计缺陷是使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存在“逆向”调节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部分发达国家开始用增值税为社保支出筹资,并取得了可观的效果。为此,本文构建了中国增值税为社保筹资的投入产出模型,考察用增值税替代社会保险缴费进行筹资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发现,用增值税为社保支出筹资时,良好的制度设计可以在满足社保筹资的同时起到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效果。本研究对我国后续财税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本文基于CHNS数据,运用两部模型和ELES模型,从调节收入分配视角对我国是否开征含糖饮料消费税进行模拟分析与可行性论证。研究发现,我国含糖饮料需求的价格弹性具有城镇低、农村高以及高收入低弹性、低收入高弹性的特点。当对中低收入群体征收税率为20%的含糖饮料消费税时,对较高收入群体应至少征收58.04%的税率,才具备较好的调节收入分配的累进性;模拟全国仅实行20%从价税税率时,含糖饮料消费税总税额就占2011年消费税税收总额的5.89%。本文认为,应当以缓解当前减税降费给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为契机,适时开征含糖饮料消费税并用以补充地方税收。

转型时期经济目标管理制度通过财政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手工收集整理2003—2018年省市两级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和“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提高了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挤压了民生性支出,通过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机制造成了地方财政效率损失。财政自主权弱化了经济增长目标引致的财政效率损失,而地区间竞争强化了增长目标的地方财政效率抑制效应。未来应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公共服务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提高财政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促进经济和财政协同高质量发展。

特定的财政分权模式不仅影响着税收调节宏观经济的深度和广度,还影响着税收资源的最终去向,由此决定了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强弱。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级政府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了财政分权对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中央政府降低其在全国总税收中的分成比例,则能提升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提高向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将有利于税收发挥自动稳定器功能;降低全国间接税负担或相对降低中西部地区的间接税负担,将有利于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据此,从保障税收充分发挥自动稳定器功能的角度出发,中央政府可采用“一放一抓”的方案:一方面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收入放权,另一方面对地方政府加强税收监管并积极引导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本文主要探讨中央纵向转移支付对地区差异化投资的影响。利用2003—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分税制实施以后,转移支付作为财政收入再分配机制发挥了一定的财力协调作用,有效缩小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差距和央地财政纵向失衡水平,缓解了政府间财政利益分配的矛盾,增强了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从而促进地区差异化投资。同时,在转移支付异质性分析中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出流向效应和结构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既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格局下,需要科学、合理设置转移支付规则,从而发挥好转移支付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功能,这样地方政府才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引领企业投资本地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

双循环协调发展需要发挥税收征管的监督效能。本文以2012—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探究了征税程度对双循环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税收征管与双循环协调发展存在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产业结构升级、高出口产品质量是重要的影响机制。在不同地区和营商环境下,税收征管的监督效能存在异质性,其在南部地区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影响更显著。拓展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对双循环协调发展存在空间效应,内循环的空间溢出效应更明显。本文为税收征管助力双循环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在系统诠释地方政府竞争通过城市蔓延作用于政府债务扩张的逻辑机理基础上,利用2006—2019年26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政府竞争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提高了城投债的发行规模和发行概率,该影响在人口流出城市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竞争会加剧城市空间的低密度和分散化蔓延,引起城市规模效应减弱和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费用支出增加,迫使地方政府以债融资,从而带来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间竞争引致的城市蔓延显著刺激了城市自身及邻近城市的政府债务扩张。本文通过研究城市蔓延在地方政府竞争对政府债务扩张过程中的影响机制,为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

随着减税降费的深入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提升备受关注。本文以2022年6月起实施的车辆购置税减免作为政策冲击,基于977个车型的微观数据,运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减税政策产生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针对消费者实施的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显著提升了汽车销量,而且在轿车车型与年款较旧的车型中,减税政策效果更加显著。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消费者信心的提升可以增强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一步分析则发现,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在提振汽车市场的同时,还带来了相关税收收入的显著增长。因此,未来在制定减税政策时,决策部门可针对消费低迷的行业精准施策,同时注重增强消费者信心,以有效提升政策效能。

数字化治理能否起到降低预算偏离的效果？鉴于降低预算偏离是预算管理的基本要求,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政府数字化治理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政府预算偏离的影响。典型事实显示,样本期内地级市预算偏离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大部分地级市预算偏离表现为超收、超支现象,这与已有研究发现省级层面超收和少支的预算偏离情形有所不同。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政府预算偏离,试点城市比非试点城市的预算偏离平均降低了17.05%。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依然成立。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与强化预算执行约束,是数字化治理降低政府预算偏离的有效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发展程度高、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城市能更好发挥数字化治理降低政府预算偏离的作用。针对上述结论,本文从加快构建政府数字化治理新模式、探索数字化治理降低预算偏离的多维路径、提升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2004—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实证考察了经济集聚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空间溢出。研究发现,依托城市群建设所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显著促进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机制研究显示,城市群建设通过吸引资源要素流入创造“集聚租”,“集聚租”带来的超额税收收入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提供财政保障。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财政压力较小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政策效果更显著。拓展研究得出,城市群建设会对周边300千米以内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虹吸效应”而非“辐射效应”。

本文采用2008—2018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新旧动能转换衡量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新旧动能转换指数进行测算,并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分析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对城市新旧动能转换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对新旧动能转换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助推效果日益增强并具有可持续性,且在非省会城市政策效果更为明显;政府引导基金可以通过带动科技投入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为此,各地方政府应重视政府引导基金杠杆效应和认证效应的发挥,以持续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同时要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激发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内生动力,并使其适时适当予以退出。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FAVAR)模型测算多种时变财政乘数,结合时点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经济周期中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多种理论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时变财政乘数同时具备短期的周期性变化和阶段性的结构趋势。在2012年之前,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消费的乘数效应有着明显的逆国内经济周期趋势,财政支出对投资的乘数效应则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但在2012年后,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投资的乘数效应受到经济结构失衡的影响均发生结构性的下滑,而财政支出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保持平稳水平;(2)财政支出对进口和出口的乘数效应都具有“先升后降”的顺世界经济周期趋势,前者稍高于后者,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总体上产生正向外溢效应,但该效应在后危机时期不断减弱;(3)在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这三个典型的经济波动阶段,财政政策均能通过汇率、金融、信贷、股市等渠道有效地稳定经济,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协调性特点,这些都对财政乘数有促进作用,而政府债务累积渠道和进口外溢渠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政策效果。

与中央纵向转移支付一样,省际横向转移支付在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鉴于此,本文利用2010年在新疆地区实施的“19省市对口支援政策”带来的外生变化,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横向转移支付引致的政府规模膨胀和支出结构偏向特征。研究发现:(1)在政府规模方面,省际对口支援推进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显著扩张;(2)在政府支出偏向方面,地方政府获得的援助资金在支出结构上存在典型的非对称特征,即严重偏向“可视性强、容易考核和见效快”支出方向。对口支援的扶贫目标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民生指向,但依然主要体现在可视性强的生产性民生项目方向,而非生产性民生支出相对不足。对此,本文结合对口支援制度从地方官员考核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解读。本文研究对于落实大型区域政策的民生目标具有一般性意义,并为区域平衡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和改进思路。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是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包含异质代理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庭部门资本市场参与异质性如何影响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最优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的运用。研究表明:当家庭部门参与资本市场比重较低时,名义利率冲击与资产流动性冲击下消费不平等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但收入不平等随总产出增加而上升;只有当家庭部门参与资本市场比重足够高时,收入不平等才可能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福利分析显示,有限资本市场参与造成的无效率损失无法利用货币政策予以消除,在泰勒规则中纳入消费不平等或投资缺口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设计一个测算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指标。首先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得到同行业内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困境关联性,再使用KMV模型分析并测算出各公司陷入困境的概率,基于此计算出政府承担的预期成本和非预期成本,最终获得2011—2020年源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政府或有债务的规模。这种方法不仅考虑了政府对不同行业企业的担保差异,还将同一行业内各企业之间关联性的影响纳入其中。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担保救助行为会产生大量的或有债务,2020年其水平已在6343.2亿元至7446.4亿元之间。为了减轻巨额或有债务带来的严重财政压力、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本文依据模型中的变量关系,针对性地提出了约束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担保救助行为、减少该来源或有债务规模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式经济分权的大背景研究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在分析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影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进行实证验证。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相比于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变化导致的经济结构变动更大;金融显性集权会显著改善经济结构,财政分权与金融隐性分权则相反。考虑财政金融联动特征后,本文还发现,金融隐性分权在财政分权影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机制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需互相配合才可达到缓解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效果。

有效的财政政策安排是实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为此,本文基于我国200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纵向财政失衡、要素市场扭曲对金融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纵向财政失衡会加剧金融波动,同时,税收竞争会强化纵向财政失衡对金融波动的影响,而晋升竞争会弱化该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发现纵向财政失衡对金融波动既存在直接影响,又存在通过要素(资本/劳动力)市场扭曲的间接作用,并且在间接作用中由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所引发的中介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最后,本文依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是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本文选取重庆市2011年同步实施的“万盛区—綦江县”和“双桥区—大足县”两个合并案例进行比较研究。通过采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发现两项合并的财政支出效应截然相反,“万盛区—綦江县”合并后五年平均削减了约11%的财政支出,但“双桥区—大足县”合并反而推升了财政支出规模。迥异的合并效果与被合并政区的初始特征有关,双桥区与大足县的发展水平及辖区规模均存在显著差异,致使合并面临较高的整合成本,合并后辖区规模的小幅增加也难以发挥公共资源投入和管理的规模经济,而万盛区与綦江县较小的发展差距及规模差距,使得合并后辖区内部摩擦成本小,同时能够较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如何选取适宜的合并对象是未来推进县级政府合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基于预算投入、过程和效果三维度共性指标体系和中国31省区市最新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财政预算绩效指数,通过矩估计实证检验财政自主度、政府竞争对财政预算绩效的多重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中国财政预算绩效综合指数总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区域异质性特征明显,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演变趋势逐渐趋同,省际间截面差异较为显著;子系统综合指数大小次序为预算安排＞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预算执行,且呈不同的变动趋势;财政自主度、政府竞争对财政预算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二者间协同作用并未显著提升财政预算绩效水平;关键控制变量中,人均GDP、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对财政预算绩效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上一年度财政预算绩效、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官员任期对财政预算绩效具有抑制作用,部分控制变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深入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提供经验参考和决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TANK-DSGE模型,模拟了消费冲击、投资冲击和全要素冲击三种不同的经济冲击下14种结构性减税降费规则对经济的影响。同时,本文利用产出和负债率变量的波动情况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在分析最优减税降费规则的基础上对其特征与变化规律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冲击下,结构性减税降费最优规则不同:消费冲击下,结构性减税降费最优规则为提高消费税,降低劳动税、资本税和社保费;投资冲击下,结构性减税降费最优规则为提高消费税,降低劳动税、资本税;全要素冲击下,结构性减税降费最优规则是降低消费税和社保费,提高劳动税和资本税。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为测度交通基础设施对工业企业TFP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375万组观测数据,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工业企业TFP的总体影响,并且从不同地区和不同所有制企业角度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结构效应。实证研究表明:(1)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在总体上提升了工业企业TFP;(2)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工业企业TFP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在西部地区则不显著;(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TFP之间的差距呈逐年收敛态势,但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非国有制工业企业TFP的提升效果要显著优于国有制工业企业。本文为理解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类型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证据,对未来进一步改善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策略以及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区域布局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本文选取2010—2019年全国分产业、分税种数据,利用RAS法延长可用投入产出表,测算制造业有效税率。结果如下:第一,“减税降费”使制造业间接税有效税率降低了3.07%,其中2016年全面“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小于2019年制造业留抵退税与增值税一般税率下调的减税效应;第二,制造业间接税的减税效应是“营改增”扩围、增值税与消费税变动和税负转嫁综合的结果;第三,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在改革中获益最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益最小;第四,“减税降费”后,各类型制造业间接税有效税率差异进一步缩小。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的顶层设计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新型城镇化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出规模通过直接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对碳排放保持抑制作用,而通过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促进了碳排放,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占比的碳减排效应显著;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碳减排效应存在调节作用,以经济和人口衡量的城镇化进程强化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以社会和生态衡量的城镇化削弱了财政支出结构的碳减排效应。

本文利用26个省级行政区和2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了2014年修正后的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影响,并分别分析预算软约束与财政透明度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有显著负向影响:2015年后,随着预算约束硬化、财政透明度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逐渐下降。本研究丰富了财税体制改革和土地财政依赖形成机制相关理论,对规范土地财政管理、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个人所得税与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的传导机理分析,运用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税负与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税负的提高对职务和非职务科技创新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且抑制效应主要来源于劳动所得税。机制检验分析表明:个人所得税税负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于科技创新,但其对人力资本流动的作用不明显。以上研究结论为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促进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发挥着缩小城乡、地区、群体间差距的重要作用。本文以中国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先后整理介绍了2000—2019年省以下转移支付规模与结构,并考察其决定因素。结果发现,采用总额分成、递增分成等方式划分财政收入的省份,更倾向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省级政府所集中财力越高、省级政府承担事权与支出责任比重越低的省份,省以下转移支付规模越大,并越倾向使用专项转移支付;省以下转移支付规模与地区间发展差距并无显著相关关系,但经济发展不均衡程度越高的省份,越倾向使用专项转移支付。

协调好上下级政府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大国财政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一次财政层级结构扁平化的尝试,省直管县改革取消地市级财政参与县级税收分成的制度安排能够阻断税收任务的层层加码。由于分批逐步进行省直管县试点改革的模式使得财政层级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准自然实验”特征,本文利用1628个县的面板数据模型识别财政层级设置对纵向税收竞争关系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强化了县级财政与地市级财政间的纵向税收竞争关系,但弱化了县级财政与省级财政间的纵向税收竞争关系。分省直管县改革模式和分区域估计的结果表明,上述效果主要体现在全面直管型地区和东部地区。在进一步对省直管县改革影响纵向税收竞争的机制分析中,本文发现省直管县改革能通过税收收入分配机制和转移支付机制对纵向税收竞争产生影响。

政策调整所引起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稳定预期及其生产经营决策。作为最富活力而又最为脆弱的市场主体,小微企业如何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对其造成的负向冲击？通过分析理性经济人在震荡制度环境中的避税动机,本文提出当所在地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小微企业避税程度会随之增加的研究假说。基于2008—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本文证明了该研究假说成立,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当地方政策出现不确定时,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不断增大,是其提升避税程度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显示,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待遇对小微企业在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的避税行为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市场化水平则加剧了其避税活动。由此可见,保持政策连续稳定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保障小微企业健康成长的重要抓手。本研究对破解制约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难题、为其纾困解难精准施策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