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出发,利用城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有效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产出,表现出兼顾中小城市的普惠功能且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作用更大。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的机制在于: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集聚和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在促进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同时为绿色创新提供优渥的金融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绿色创新有效降低了污染排放。本文的结论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的绿色创新效应提供了中观层面经验证据,也为加快新发展格局下的绿色转型给予理论指引和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从经济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两方面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所蕴含的信息技术属性和金融普惠属性对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理论逻辑,进而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其中,金融普惠属性相较于信息技术属性对推进共同富裕的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技术在资本整合类金融业务上的效果优于资本配置类,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资本配置将成为未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地理区位、经济发展、资本配置、金融机构分布和城市双创能力存在优势的城市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红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打破数字鸿沟、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的自我发展和良性融合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本文利用产品密度和产品技术复杂度构造产品空间技术结构指标,基于2000—2014年中国海关6分位出口产品数据,考察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产品空间技术结构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工贸易规模、空间分布和经营主体的发展和转型对产品空间技术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引导内陆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时通过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为产品空间技术结构升级提供支撑动力。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承担产品层面加工贸易有利于增强内资企业在加工贸易生产控制模式中的主导权,从而促进产品空间技术结构升级。

本文以2011—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挖掘技术定量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这一新兴金融业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对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东部和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增加研发支出四个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通过探索和识别激发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外部条件,为加速形成数字化转型新格局、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2631家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ESG表现较好的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较低。从作用机制上看,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信息风险和代理风险三个途径来影响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和所处宏观经济环境较差的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

直播营销作为最新的网络营销方式,其长远发展取决于主播和消费者之间的可持续关系。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探究和提炼了直播营销情境下消费者对主播心理契约的概念、结构和内容,并综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心理契约量表进行修订与校正,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主播的心理契约包括“交易规范”和“关系维系”两个维度,最终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此外,本文基于客户关系生命周期理论,对心理契约的动态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消费者与主播的关系发展到不同阶段,消费者的心理契约逐步增强;心理契约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在所有阶段,“关系维系”均强于“交易规范”。

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在拓宽企业资源获取渠道和提高企业信息使用程度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企业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Python技术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小型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两条渠道带动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对国家数字化政策的落实和企业风险决策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以2007—2019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PSM-DID的设计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授予前的MD&A信息披露语调管理行为。结果发现,在股权激励授予前,管理层为了最大化他们的股权激励薪酬会降低MD&A信息披露语调的积极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投资者情绪较低时这种行为更加显著,这表明管理层在语调管理时会利用投资者的情绪。本文补充了有关MD&A信息披露语调管理的动机研究,同时提醒投资者要仔细辨别文本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层的市值管理动机。

本文从代理成本和债务融资两个方面展开理论分析,并基于2010—2019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存在临界点,低于临界点,数字经济发展可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过临界点后,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降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其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代理成本效应和债务融资效应,即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强化审计监督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通过促进金融科技发展、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水平,降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基于CFPS(2010)、CHIPS(2013)和CHFS(2017)三个微观数据库,通过双胞胎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低生育率对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生育数量减少显著促进了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该效应更为明显,从而验证了家庭对孩子抚养的“数量-质量”替代效应。在区分个体性别差异后,发现低生育率对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低于男性,拥有兄弟对女性的教育投资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即同胞性别结构的差异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的非对称性。据此,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应更加重视微观家庭中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倡导教育投资的“性别公平”。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路径,对于“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对各省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定量测度基础上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缓解涉农融资约束、推进农地流转和提升农业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在农业部门要素错配程度高和非农部门要素错配程度低的地区、非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衰退企业为样本,探究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战略变革的影响以及战略变革的现实意义,得到如下结论:高管团队稳定性与衰退企业战略变革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战略变革有利于帮助衰退企业实现成功逆转,但也应注意变革时机和变革方式的选择,以免“雪上加霜”;高管薪酬激励与高管持股比例弱化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衰退企业战略变革的负向影响。以上研究结果揭示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在公司治理与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机理,为处于衰退期的上市公司如何通过合理的战略变革以实现业绩逆转提供了有益启示。

基于433家中小制造业企业调研资料,本文探究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2019年以来减税降费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普惠性质的减税降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重创新、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增效益、节能耗具有正向影响,特别对非高新类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影响更大;减税的激励作用比降费更显著。减税降费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对制造业企业提升发展质量发挥作用;减税降费对缓解中小制造业企业融资困境、帮助企业实现产融结合效果不太显著。提升减税降费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要处理好政策供给普惠性与精准性、适度性与有效性的关系。

本文以2016—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作为区位导向性政策,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分析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区位导向性政策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主要通过“财政支持效应”和“研发创新效应”两条渠道来实现;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所在地区域财政资源更丰富、区域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试验区政策与其他区位导向性政策存在一定的联动效应并具有正向扩散效应,可带动周边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基于企业创新视角,分析契约执行制度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运用我国29个省份1998—2013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完善的契约执行制度不仅直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还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先进技术选择效应”“创新权益保障效应”三条路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理论层面的影响机制较好地通过固定效应计量检验,分产业类别和企业所有制类别的实证结果也支持以上结论。在使用《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强制执行合同指标数据进行截面分析和系统GMM法估计后,结果依然显著。因此,未来我国需在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契约执行制度质量、激励企业创新投资和保障创新企业利益等方面做更多工作,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能力更杰出的管理者在面对战略风险承担决策时,会不惧风险而迎难向前还是畏惧风险而选择退缩？本文采用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管理者能力对战略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能力越突出的管理者越有可能降低公司的战略风险承担,这支持了风险规避假说。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该抑制效应依旧成立。中介机制研究表明,管理者能力通过降低战略激进度来减少企业战略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讨论表明,更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更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缓解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此外,对于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违约风险较低、财务约束较强的上市公司,这种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是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本文选取重庆市2011年同步实施的“万盛区—綦江县”和“双桥区—大足县”两个合并案例进行比较研究。通过采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发现两项合并的财政支出效应截然相反,“万盛区—綦江县”合并后五年平均削减了约11%的财政支出,但“双桥区—大足县”合并反而推升了财政支出规模。迥异的合并效果与被合并政区的初始特征有关,双桥区与大足县的发展水平及辖区规模均存在显著差异,致使合并面临较高的整合成本,合并后辖区规模的小幅增加也难以发挥公共资源投入和管理的规模经济,而万盛区与綦江县较小的发展差距及规模差距,使得合并后辖区内部摩擦成本小,同时能够较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如何选取适宜的合并对象是未来推进县级政府合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使用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首次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173家商业银行微观数字金融指数,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冲击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具有市场竞争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出“先市场挤出,后技术溢出”的“U”型影响,拐点出现在指数197时,对应时间是2015年,即数字金融冲击短期会恶化银行流动性创造,长期会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且表内与表外流动性创造影响效应一致。(2)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作用程度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西部地区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与东、中部地区银行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弹性工作制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其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尚未明确。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弹性工作制、工作自主性和差错反感文化感知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索。基于373份有效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弹性工作制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自主性在弹性工作制和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的差错反感文化感知不仅负向调节工作自主性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还负向调节弹性工作制通过工作自主性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这一中介机制。研究结果揭示了弹性工作制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为企业探索有效创新管理提供了理论启示与实践指导。

基于2014—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2)数字金融存在以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3)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资本产出效率会强化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效果;(4)对于西部地区县域、贫困县域、金融排斥较强的县域,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较强。

基于2014—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代际视角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就业机会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均有明显的减缓作用,且对老一代农民工的作用更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缓解其多维贫困。

近年来,我国政府激励政策的创新质量实施效果受到格外关注。基于此,本文引入新制度主义的视角,讨论了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质量的激励效应。本文以2008—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税收优惠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实际影响与内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与创新质量相比,税收优惠对制造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税收优惠与制造业创新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第二,人才结构的优化与资源错配的缓解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向调节效应实现的可能渠道;第三,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地方政府创新偏好都能显著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效应。本文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企业创新质量的持续性提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UNCTAD-Eora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SNA法和QAP法考察2003—2018年沿线国家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沿线国家增加值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联系日趋紧密、融合度逐渐加深,已形成以中国、俄罗斯、新加坡和印度为中心的“多极化”分布格局和联结疏密差异明显但结构相对稳定的五大社团凝聚子群;各国的网络地位分布并非匀质,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居于“桥梁”和枢纽地位;各国地理相邻、共同语言、直接投资关系和产业结构差异可解释36%的贸易网络演变,这四者的积极作用具有阶段性的差异。据此,我国应从全局考量各国利益及关切,发挥中心联结作用,以投资促进贸易,推动沿线国家深度包容性融合。

游戏化设计已成为虚拟创新社区优化顾客创新体验、提升顾客创造力的重要手段。本文借鉴游戏化理论和心流体验理论,采用情境实验方法,分析虚拟创新社区中游戏化动力元素对心流体验和顾客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游戏化动力元素的情感、叙事、成长和关系维度对顾客创造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心流体验在游戏化动力元素四维度与顾客创造力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产品涉入度以心流体验为中介,正向调节了游戏化动力元素四维度与顾客创造力的关系。

我国企业劳资冲突逐渐进入高发期,员工在经历劳资冲突后可能采取逃离行为。本文基于情感事件理论,从个人情绪认知视角出发,通过情境实验分析个体负向情绪和组织信任在劳资冲突和离职倾向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企业采取的情感和功能修复策略与劳资冲突类型的适配对离职倾向的调节作用。研究证实在工具型劳资冲突中,功能策略的修复效果优于情感策略的效果,而在情感型劳资冲突中,两种策略的效果无显著差异。

“结构审查”是反垄断并购控制的基础措施,结构审查的结构推定弱化会增加并购控制反垄断执法失效的风险。由于数字经济具有内在的高集中市场趋势和强可维持市场势力,面对数字平台的扩张性并购和竞争损害风险,我们应强化结构推定审查,以维护市场竞争。目前,我国反垄断并购控制政策没有引入“结构推定”并建立量化的结构审查标准,结构审查的模糊性和宽松适用降低了并购控制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数字平台并购控制政策应强化结构审查和引入“结构推定”,明确企业并购结构审查的量化标准并完善效率抗辩程序保障。

政策调整所引起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稳定预期及其生产经营决策。作为最富活力而又最为脆弱的市场主体,小微企业如何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对其造成的负向冲击？通过分析理性经济人在震荡制度环境中的避税动机,本文提出当所在地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小微企业避税程度会随之增加的研究假说。基于2008—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本文证明了该研究假说成立,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当地方政策出现不确定时,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不断增大,是其提升避税程度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显示,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待遇对小微企业在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的避税行为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市场化水平则加剧了其避税活动。由此可见,保持政策连续稳定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保障小微企业健康成长的重要抓手。本研究对破解制约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难题、为其纾困解难精准施策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2010—2019年全国分产业、分税种数据,利用RAS法延长可用投入产出表,测算制造业有效税率。结果如下:第一,“减税降费”使制造业间接税有效税率降低了3.07%,其中2016年全面“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小于2019年制造业留抵退税与增值税一般税率下调的减税效应;第二,制造业间接税的减税效应是“营改增”扩围、增值税与消费税变动和税负转嫁综合的结果;第三,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在改革中获益最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益最小;第四,“减税降费”后,各类型制造业间接税有效税率差异进一步缩小。

利用沪深交易所交错发布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独特制度场景,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探究分行业披露政策实施引致的信息披露模式变迁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的结果显示,分行业披露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并且这一效应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公司样本中更为明显。这表明,分行业披露政策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在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上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分行业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其对坏消息的隐藏,同时增加分析师跟踪强化信息传播和吸收,进而缓解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相关领域的理论文献,同时对我国资本市场正在进行的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测度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及空间演化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经双重差分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水平进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非线性特征及空间溢出特点。本研究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发展增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机制及空间差异等提供了新思路。

商业银行监管的核心是资本监管,监管资本调整既影响资本数量也影响资本质量。金融危机暴露出欧美银行业普遍存在监管资本质量较低的问题,有学者发现这是银行通过监管资本调整虚增资本所致。本文聚焦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资本调整的数据,目的是考察我国银行业是否也存在上述问题,实证检验发现,不同资本结构的商业银行会做出不同的监管资本调整:杠杆高的银行向上监管资本调整的概率相对较高,杠杆低的银行向下监管资本调整的概率相对较高。这说明我国银行业也存在利用监管资本调整虚增资本的问题,本文认为增加针对性的信息披露会抑制这一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最优契约理论,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运用Python爬虫和文本挖掘技术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基础上,研究了股权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及情境条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环境动态性和冗余资源等内外部条件在股权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股权激励通过提升研发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以及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等多重路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通过揭示股权激励计划对数字化转型的助推作用及其机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与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视阈,也为数字化战略导向的股权激励机制设计提供有益借鉴。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妥善解决部分国有企业僵尸化问题是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与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机构信息网络视角,探讨并实证检验机构共同持股对国有企业僵尸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共同持股能够抑制国有企业僵尸化,且这一抑制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与提升产品市场表现等路径来实现。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共同持股对国有企业僵尸化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小以及信息透明度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被机构共同持股的国有僵尸企业发展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对机构共同持股这一新兴学术前沿的认知,同时也为通过市场化手段帮助国有企业去僵尸化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基于数字金融驱动创新的契机,着眼于空间异质性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集聚空间分布模式之单中心化、多中心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集聚单中心化空间分布模式多集中于中西部省份,多中心化空间分布模式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省份;(2)数字金融集聚单中心化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揭示了资源过度集聚的负外部效应,而多中心化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随着城市空间分布模式多中心化强度的增加,这种提升作用更为明显;(3)数字金融集聚单中心化空间分布模式使消费支出和教育投入过度的地理集中化,进而抑制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多中心化驱动下消费支出和教育投入的空间合理配置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新疆棉花保险中广泛存在棉农自我排斥、营销排斥、地理排斥、评估排斥和保费排斥,造成棉农缴费压力增大、风险保障水平偏低、风险管理手段薄弱、保险补偿难以弥补总成本、干旱和病虫害灾未纳入保险、理赔时间和比例未能有效促进棉农补植等问题。通过构建棉花保险市场主体博弈分析框架,发现只有政府介入棉花保险才存在均衡解,同时保险公司承担的经营费用和棉农愿意承担的保费都低于政府未介入时。因此,需要政府介入,通过政策引导来提高棉花保险的保障水平,创新棉花险种,加快理赔速度,以促进棉花保险职能的有效发挥。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新任高管是否运用权益法进行盈余管理,以及高管薪酬契约如何看待权益法的运用。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现行会计准则CAS2(2006,2014)关于权益法实施条件的规定弹性较大,权益法创造利润的能力较强,上市公司新任高管上任后会操纵权益法调增利润;但管理层薪酬契约高度认可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并未考虑权益法易被操纵的现状。本文丰富并深化了权益法使用后果的相关研究,为会计准则制定部门评价CAS2(2006,2014)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大国转型经济体和“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现实国情,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对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在系统构建财政治理影响就地城镇化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指标体系测度各省份的财政治理能力和就地城镇化水平,并对其影响效应进行详细的实证检验。整体样本估计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很好地发挥了“援助之手”的重要作用。分地区样本估计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援助之手”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演进态势。分系统估计结果表明,三大子系统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社会治理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财政能力和风险治理能力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在提高地方财政治理能力推动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不仅应重视“援助之手”总体作用的发挥,还应充分重视“援助以何手”,从而实现就地城镇化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的根本转变。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且具有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促进效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提高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创新协同程度,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此外,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促进效应还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中,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将数字金融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并且该效应主要通过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而实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有益影响在制造业、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高、成长性高与治理水平低等样本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降低企业违约风险。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挖掘数字金融经济潜能与推动企业资源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2004—2018年中国工业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低碳政策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研究结果表明,低碳政策能够提高工业企业的绩效水平。但是,低碳政策的经济效应在企业和行业层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还会受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较强的信贷约束会使企业在低碳政策下陷入“低碳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