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领导特质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以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为调研样本,对职场中领导共情能力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逻辑阐述,重点考察成就需要和角色压力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及组织差错管理氛围的调节效应。通过对管理者和员工的配对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领导共情能力与员工的成就需要和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与员工角色压力呈负相关关系;成就需要和角色压力分别在领导共情能力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差错管理氛围不仅分别调节了领导共情能力与员工成就需要、角色压力之间的关系,还能解释其对成就需要、角色压力这两个中介变量的调节作用。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消费税理应秉持的职能定位,本文对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能够为政府的消费税收入带来至少2%的增幅,同时可以降低居民的能量摄入和体重;尽管存在微弱的收入分配负效应,相对于含糖饮料过量摄入引起的健康负外部性导致的经济损失,征税带来的收益比较可观。本文建议将含糖饮料消费税作为引导居民健康饮食消费的一个切入点,通过逐步扩大税目的方式最终形成契合我国国情的不健康食品消费税。

Vlog作为集文字、图像、音频于一体,软性植入商品广告的短视频新业态,受到消费者追捧,但现有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本文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潜调节结构方程考察Vlogger(视频博主)吸引力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以及错失恐惧、准社会互动在其中的作用机制。通过对649名Vlog用户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吸引力(外表吸引力、社会吸引力、任务吸引力)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准社会互动在吸引力(外表吸引力、社会吸引力、任务吸引力)和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错失恐惧在吸引力(外表吸引力、社会吸引力、任务吸引力)与准社会互动中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错失恐惧调节外表吸引力、社会吸引力、任务吸引力通过准社会互动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间接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情境下Vlogger吸引力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带来了新思路,也为Vlogger有效利用Vlog增强营销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启示。

基于改革进程和国内文献的梳理,本文对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纵向财力再分配,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实施特定的宏观政策并引导和规范地方财政支出行为。随着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张,转移支付由最初的“收入分享和补助”逐渐成为调节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枢纽,致力于“促进财政均等化”,但同时也出现了“粘蝇纸效应”、地方财政支出“重投资、轻民生”、有效公共品提供不足以及“公共池”下的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等问题,偏离了现代财政治理应有的制度激励效应。未来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应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和路径进行顶层设计,各类转移支付互相配合、各司其职,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在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独特作用。

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将社会资本视作社会非正式保障,从社会信任和社交网络两个方面就个人社会资本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并进行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主要作用在于减少育儿成本而非形成一定的养老保障;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是不同的,亲戚关系作为强关系有利于增强女性的生育意愿。最后,本文根据经验证据提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作为财政再分配形式的公共债务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与债务筹资、使用和偿还机制相关。本文利用地级市层面面板数据和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截面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具有一定的收入效应,过高的债务规模显著加剧了居民收入差距,尤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影响最为明显,且主要源于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差距,这与地方政府债务有偏的生产属性和银行借贷属性密切相关;(2)从传导机制上看,以“贷款为主、市政建设为主、间接税为主”的债务筹资、使用和偿还机制,影响着政府债务的再分配效应;(3)市场化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缓解其对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无偏的债务支出结构有助于拓宽地方政府债务的受益群体,稳定且对等的偿债来源有助于弱化债务偿还的分配扭曲效应。

利用LASSO-CoVaR模型对我国实体行业风险溢出机制与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行业特征数据考察实体行业风险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实体行业尾部风险溢出总体水平呈现“近危机”特征,且不同行业的风险波动具有显著差异;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风险溢出者,计算机、有色金属与国防军工为主要的风险吸收者;业务相关性较高的行业间尾部风险关联呈现出稳定的同质特征;行业自身风险和杠杆率等特征对行业尾部风险关联具有显著影响。

本文利用Python技术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深度挖掘,在测度地方政府环境重视度的基础上研究地区环境质量是否因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得到改善。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的确带来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境重视度之所以能带来环境质量改善,源于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选择具有显著治污绩效的环境立法和排污税费两个治理工具。一方面,证实地方政府重视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实现绿色、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需地方政府提高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在治理工具上的选择偏好发现当前环境治理实践中的“短板”和问题,为地区环保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改进方向。

日益频发的品牌代言人丑闻无论是给代言人还是给品牌商以及消费者都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但目前相关的研究却极为匮乏。通过两个实验研究发现:虽然品牌代言人悖德丑闻与违法丑闻都会降低消费者的品牌信任,但前者较之于后者的影响更严重;心理契约违背与犬儒主义心理会共同在品牌代言人丑闻对消费者品牌信任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消费者传统性不仅会直接调节品牌代言人丑闻对犬儒主义心理的影响,而且会对双中介产生调节作用,但不会对品牌代言人丑闻影响心理契约违背产生直接的调节作用。该研究不仅对深化和完善品牌代言危机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品牌商、代言人、消费者和监管机构等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本文以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新闻媒体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新闻媒体情绪越积极,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新闻媒体情绪通过诱发管理者过度自信、吸引高级人才、提高股票流动性三个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投资。进一步分析显示,在管理层女性占比低、管理层咨询需求高、非融资融券标的情况下,新闻媒体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更大。异质性检验显示,国有产权属性弱化了新闻媒体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高新技术行业属性强化了新闻媒体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

本文从双边价值链关联角度,探讨中国开展OFDI可能具有的“固链”和“强链”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与39个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开展OFDI的价值链关联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开展OFDI显著提高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价值链总体关联程度并表现“固链”作用,且对价值链前向关联程度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后向关联,进而呈现一定的“强链”功能。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关联效应在欧洲地区和高收入国家的作用效果好于非欧洲地区和中等收入国家。

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其收入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异质性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进而促进农户家庭增收。

合并2015年、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结合宏观层面的居民医保基金人均筹资和人均财政压力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整合会显著提高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进一步结合理论模型和调节效应机制分析得到,整合政策出台带来的居民医保待遇提高会同时增加筹资压力和财政负担,而财政压力的提高会倒逼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以缓解基本医保基金的运行压力。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改变了零售业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产品创新、价值生产及资源控制等环节。本文对零售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互联网溢价已经影响了零售业上市公司的资本资产价值,并且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影响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过程实现的。本文考虑互联网技术渗透度,构建资本资产定价四因子模型,该模型在零售业上市公司的运用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和新冠肺炎疫情下危机行情的异质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大规模、高账面/市值比的零售业上市公司以及高账面/市值比的互联网零售业上市公司,四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更加显著。

融资活动对企业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融资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信息环境的好坏。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分析师预测的角度出发,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信息环境。结果表明,金融化恶化了实体企业的信息环境,即金融化增加了分析师预测误差和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减少了分析师跟踪人数。异质性分析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更强的分析师能力可以缓解金融化对分析师预测的不利影响,而较大的经营压力则会加剧金融化的负面影响。传导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化主要通过增加盈余波动性、降低盈余持续性和降低会计稳健性对分析师预测产生负面影响。最后,金融化带来的信息环境恶化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对实体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从微观的企业信息环境角度出发揭示了企业金融化抑制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措施抑制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参考。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对人口老龄化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却鲜有关注。为此,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试图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一个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的解释。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抑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在人口老龄化水平高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这种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人口老龄化通过抑制互联网普及、增强风险厌恶来抑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近年来,上市民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的比例持续上升,得到广泛关注。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可能性:境外居留权可能激化实际控制人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代理冲突,提高实际控制人的风险承担意愿;也可能加剧融资约束和投资短视行为,加重实际控制人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前一种理论预期。进一步研究验证了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的控制权私利动机、财富分散动机和资源优势假说,风险转移动机并未得到验证。法律环境会弱化境外居留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际控制人参与治理会加强该影响。境外居留权并未影响实际控制人的长期经营意愿。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的风险承担行为会产生积极的价值促进效应,提升企业价值。本文完整地梳理了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理论逻辑,丰富了实际控制人特征与企业决策的研究文献,对我国公司治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以2009—2018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税费负担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文章着重关注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税费负担的降低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增加;第二,地方政府去杠杆政策导致的财政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税收征管强度的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即存在政策抵消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理论,而且还为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下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金融发展的新特征,数字金融有助于破除传统金融对于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排斥”,缓解金融资源错配,深刻重塑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金融影响环境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基础上,基于中介效应方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这种减排效应主要通过提高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实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结构转型、引致技术进步减少污染排放,通过推动规模扩张加剧污染排放。

本文探究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ESG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ESG表现,以及ESG表现和企业长期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选取2009—2019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表现有正向影响,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比党组织进入高管层更加明显和有效;“八项规定”、媒体关注度均正向调节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关系;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的影响更为明显;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效应。本文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的影响范围和效果,探究了影响ESG表现的前因变量及ESG的实践价值。

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重点发展战略之一,但由于不同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不同,地方政府实施的财税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分别采用动态空间计量估计和动态面板门槛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文化财政支出、文化金融政策与文化产业发展区域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不同区域文化方面所实施的财税政策存在明显的竞争性,其竞争过程也产生策略互动,即地方政府会策略性选择文化产业发展程度接近的地区。进一步,财政金融政策对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效果取决于当地人均产出:若地区人均产出较高,财政金融政策的正向影响显著;相反地,若地区人均产出处于较低水平时,政策效果并不显著。除了本地区政策之外,邻近地区财政金融政策对本地文化产业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从而阻梗这一渠道的传导;这种阻梗效应在经济上行期比经济下行期更强,在货币政策扩张期比货币政策紧缩期更强;通过“渠道识别”得到“纯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纯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阻梗效应依然存在。研究结果说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本文从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耦合性出发,建立博弈模型研究促进网约车市场发展的路径,利用“小偷守卫”博弈模型解释政府监管力度与监管效果不断反复的原因。根据“激励悖论”,本文解释了长期内加大对网约车平台的惩罚力度能缓解行政资源的不足,以及加大对政府监管机构的惩罚能减少网约车平台的违法行为。引入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扩展“小偷守卫”博弈模型后,本文揭示根据约束条件从不同的政策目标出发,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通过调整监管资源投入、对双方的惩罚力度实现监管动态平衡的路径。以伯特兰德模型和古诺模型为基础,本文构建不确定结束时点的重复博弈,分析网约车市场发展两个阶段的竞争策略。从增进社会福利的视角,提出增强不合作的诱惑、降低贴现率、增加市场主体数量、发挥“极大化极小策略”的作用等措施巩固“囚徒困境”的稳定性。

本文梳理农村人口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从人力资本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条件瓶颈效应和资本回流效应四个方面阐述该影响机制,整理313个地级市2005~2014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农村人口流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人口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收敛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规模较大及与中心城市距离中等的地区的农村人口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更加明显。据此,本文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从制度环境视角出发,研究营销能力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引入政府干预和法制水平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利用三项交互方法,探讨营销能力、政府干预、法制水平三者交互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以2008—2018年我国中小板上市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企业为样本,结果发现:营销能力对中小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干预在主效应关系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法制水平起正向调节作用;此外,营销能力、政府干预和法制水平的三项交互对中小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低政府干预与高法制水平组合对营销能力与中小企业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强,其他三种类型组合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较弱,说明现阶段应对中小企业保持较低的政府干预,同时不断提升法制水平。

为厘清减税降费政策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本文将年龄异质性家庭、减税降费政策引入新凯恩斯分析框架构造TANK-DSGE模型。通过不同老龄化水平下减税降费短期政策效应的动态模拟,以及长期财政乘数与福利损失分析后,本文发现:劳动、资本减税与社保降费政策均可促进经济增长并刺激年轻群体消费引发通胀,同时会挤出老年群体消费;消费减税则促进了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政策调整空间趋紧,减税降费的有效性下降:一方面,有效性下降表现为老龄化程度加深在减弱了宏观调控的短期刺激效应的同时,恶化了减税降费对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的长期调节效果;另一方面,有效性下降表现为政策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增加,政策的负向效应被强化。

本文基于1981~2018年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了一个包括家庭借贷约束与政府支出冲击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在该模型中,本文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以考察我国财政支出的效应、家庭借贷约束的敏感性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研究发现:第一,调整财政支出冲击参数的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和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产出效应强于挤出效应;第二,调整借贷约束参数的结果显示,家庭部门受到的借贷约束越强,财政支出冲击对有效消费和债务水平的正向影响会越弱,即越倾向于降低家庭杠杆率。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政府财政支出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对私人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政府应给予家庭和企业部门相对较强的借贷约束,同时配合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避免触发“债务-通缩”风险而陷入蓬齐博弈。

本文基于发明专利代表的实质性导向背景,利用2014—2018年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构建信息选择反馈机制,实证检验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策略选择,以及创新策略、企业价值低估和融资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资源配置能力越弱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越倾向选择利用性创新战略;投资者会低估利用性创新策略企业价值;由于企业价值低估,利用性创新策略企业会存在更严重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检验创新策略对企业不同外部融资方式的影响,发现利用性创新策略企业更多是在股权融资方式上受限,更倾向选择商业信用融资等债务融资方式。本文结论为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存在的“融资贵”“融资难”问题提供依据与建议。

本文以沪港通政策实施为背景,借助PSM、DID和处理效应等因果推断方法检验了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政策对微观企业融资约束及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沪港通开通可缓解成分股企业的融资约束,但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弱化了企业投资不足,也激励了过度投资。尽管融资约束的缓解对过度投资呈现出一定的直接激励效应,但同时也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并最终通过提升产品创新能力间接缓解了过度投资。

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研究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信息透明度和融资约束是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影响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且当企业为非国企或工业企业、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越高、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对股价越敏感时,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创新效率促进作用越明显;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通过提升创新效率提高了企业价值。

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连锁董事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体现和社会资本的载体,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途径。连锁董事网络位置体现了网络权力,会通过机会感知、资源整合和知识吸收效应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本文拓展了创新能力的动态维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连锁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动态创新能力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并探讨治理情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转化能力均有显著影响;结构洞对创新投入能力有显著影响,而对创新产出能力和创新转化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连锁董事网络位置与动态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多重治理因素调节效应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的理论分析拓展了连锁董事网络和动态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以为中国企业动态创新、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和连锁董事网络构建提供借鉴。

本文结合中央政府发展导向的调整,考察地方增长目标与区域技术创新的关系,基于2003—2016年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地方增长目标显著抑制了区域技术创新,中央政府发展导向的调整则会弱化这一负向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央政府发展导向调整的积极作用主要发生在地方增长目标实现压力小和官员任期长的地方;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中央政府发展导向调整的作用在东部地区并不突出。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在中央政府发展导向调整的过程中,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偏好在区域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本文基于1996~2016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HS96-6位数编码下文化贸易产品的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和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变量,实证分析发现集约边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提升在短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长期内的扩展边际才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核心文化产品类型的样本中,二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差异仍显著存在。产品价格、关税、出口目的国的文化差异等均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二元边际通过直接效应及出口质量产生的间接效应来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且出口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还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基于此,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二元边际,进而发挥其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增长的促进效应,对文化贸易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顾客“晒单”是一种常见的消费行为,但有关“晒单”作用机制的研究还较少。通过两项实验,研究发现:单纯产品呈现、消费场景呈现和顾客在场呈现三种“晒单”方式,对引发潜在顾客的产品临场感和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差异,其中消费场景呈现和顾客在场呈现引发的产品临场感和购买意愿显著高于单纯产品呈现;产品临场感正向影响购买意愿,并在产品呈现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产品临场感与自我-品牌联结的交互效应显著。研究结果弥补了顾客“晒单”研究的不足,也是对社会临场感理论的丰富和拓展。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爬虫技术所爬取的数据测算省级金融科技创新指数,研究老龄化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表明:老龄化程度与金融科技创新水平之间为“U”型关系,老龄化程度存在拐点,低于拐点时,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将抑制金融科技创新,超过拐点后,老龄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其机理在于老龄化存在抑制创业效应和激励储蓄效应,老龄化通过抑制创业水平约束金融科技创新,而通过提高储蓄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

地方债和土地财政都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渠道,地方债发还模式的演变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进而会通过地方财政的作用机制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本文将2014年进行的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地方债“自发自还”模式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自发自还”模式下,地方政府是地方债务发还的主体,直接面临着还本付息的财政压力,存在动机改变土地出让行为从而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且财政非平衡地区改变土地出让行为增加土地财政收入的动机更为强烈。本文进一步检验表明,“自发自还”模式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作用过程受地方财政赤字和经济赶超压力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可供借鉴的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诺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尝试以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诠释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简称“配额制”)的制度安排对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由上网电价向配额制转变的这一制度变迁中,其经济绩效取决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向是否协调一致。结果表明,采取基于配额制的绿色证书交易这一既非激进式又非渐进式的综合变迁方式,能有效契合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短期发展特征,并有望实现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