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1997—2011年CHNS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非正规就业对已婚女性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较之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引致的收入下降通过收入效应降低生育意愿,通过替代效应提高生育意愿。实证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显著提高了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替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非正规就业使已婚女性愿意生育的孩子数量增加了0.465个。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弱化了非正规就业对已婚女性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可通过鼓励灵活就业和完善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等方式调节非正规就业比例,以间接调控人口数量来破局老龄化问题。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两套数据,探究农业示范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通过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农业示范区可显著增加约5.4%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且结果稳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农业示范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集聚效应这两种影响机制来促进劳动力就业。可见,推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建立对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提升区域劳动力市场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将社会资本视作社会非正式保障,从社会信任和社交网络两个方面就个人社会资本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并进行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主要作用在于减少育儿成本而非形成一定的养老保障;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是不同的,亲戚关系作为强关系有利于增强女性的生育意愿。最后,本文根据经验证据提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基于世界银行数据,构造包括劳动参与率、人均GDP、就业率、抚养比、城市化率、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及高等院校入学率等因素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推动或制约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及其影响,分析该影响随性别及经济发展阶段而呈现的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和教育等对劳动参与率具有正向影响,而抚养比和城市化率具有负向影响,且经济发展阶段、教育和城市化水平对女性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升劳动参与率应在创造就业机会、优化教育结构、鼓励女性就业等方面深化改革。

本文利用江苏省农村地区39个村72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使农户在生产要素投入方面进行重新配置,进而改变其收入结构,而立足于农村社会异质化程度逐步加大的现实,土地流转对高、低收入农户的收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相比于低收入农户,土地流转更有利于高收入农户收入的增长。一个村的土地流转规模对该村基尼系数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该村收入最低五分之一农户纯收入占比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本文通过山东省五县(区)477名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的问卷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和SEM模型对这一群体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分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86.6%的受访者对总体生活表示“很满意"和“基本满意",且受到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显著影响;人均年收入、个人发展空间、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技能发挥程度、城镇融入度与生活满意度水平呈正相关,获得的就业和创业指导越多,其生活满意度评价越高。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以我国制造业部门为研究对象,采用WIOD和TIVA数据库1995~2009年的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高技术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提高了我国制造业高技术劳动力相对工资,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增长最为显著地推动了高技术劳动力相对工资的提升,而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则起到了相反作用,来自国内服务业部门的中间服务投入更明显地降低了制造业高技术劳动力相对工资。